从军事学视角分析西路军失败之缘由
作者：蒋兴国
单位：中共张掖市委党校
来源：《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05期
从军事学视角分析西路军失败之缘由
摘要：由于国际局势、国内环境及红军自身需要等主客观因素，红四方面军主力为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征程。从军事学视角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包括敌强我弱的军事实力对比；战略任务的变化多端；无根据地做依托；指挥员缺乏机断专行的权力和西安事变的严重影响等。
关键词：西路军；失败；原因
一、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
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之初，只有2.1万余人。部队所面临的主要敌人是马步芳、马步青部3个骑兵旅，4个步兵旅，2个警备旅，共3万人。另有一定战斗力的民团9万人，总共是西路军的6倍。如果再加上尾随西路军跟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杨德亮补充旅，毛炳文的37军和多次助战的第15航空队，敌方多兵种协同作战，敌我力量就更加悬殊了。且河西地区为“二马”经营多年，受反动思想的影响，当地百姓的反共情绪异常强烈，作战甚猛。在我军的2.18万人中，非战斗人员（机关人员、伤病员、残废、妇女、小孩）占总人数的40%。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兵员有减无增。“2·16命令”不适合于他们，作战失败，在所难免。
二、战略任务的变化多端
作为一支承担战略任务的方面军而言，由于不清楚河东形势，如何积极主动策应好，只能听命于中央军委，无法取得战场主动权是必然的。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偷渡黄河成功后，由于战局发生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宁夏战役的部署作了重大改变：先是将“全力攻宁夏，打通国际通道”改为“分兵攻打南敌和以一个军攻打定远营”，接着又改为先打胡（宗南部）敌，后打宁夏。”西路军对河东主力红军的策应有多次。当西路军进至古浪、大靖、凉州地区时，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于11月8日致电陈徐，要求西路军：“在现地区留驻一个时期”。为此，西路军不得不于11月21日开始在永昌、山丹地区停下来，与敌血战，一直坚持到西安事变发生的12月12日。到永昌时，西路军指战员已减员3000千余人，且困难重重。
由于河东形势变化的需要，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变来变去：先是停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后又命令东返策应西安事变；蒋介石回南京后，又让西路军西进打通国际路线；到临泽、高台地区后，军委主席团又致电西路军“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这种任务和方向的变化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远远超过了西路军的承受力，也耽误了西进的时间，消耗了军事力量。在西路军西征途中，来自中央军委频繁变化的任务，使得这支曾使国民党中央军和各路军阀部队闻风而逃的劲旅，几乎全军覆没。
三、无根据地做依托
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际，“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并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徐向前对中央的意图很不理解。不论从地形、给养、民情来说，都不容他们持久立足，与敌周旋。河西走廊是一条“弄堂”，永凉一线地处走廊蜂腰部，走廊平川无回旋余地，无可依屏障，“二马”借助凶悍的骑兵和招之即来的地方民团，得地利之便，可以肆无忌惮地不时袭扰红军。而西路军由于无后方，无弹药补给，无兵员补充，且有伤病员之累。每打一仗，等于兵力减弱一次。加之时逢严冬，食无隔夜粮，身无御寒衣，又使战斗力大减。不占天时地利，又要终日与优势敌人拼搏，不进不退，只有被动挨打。
即使在当时那样的险恶环境中，同样还是完成了两项任务，如果按照红军一贯机动灵活的打法，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果。徐向前元帅后来讲到：“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们很难猜测，如果 1936 年红军得到了苏联的武器援助，是不是就一定能够从根本上改写中国革命的历史。据西路军在永昌截获的电报获悉“二马”对西路军的态度是：如果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长征路上许多地方军阀对路过的红军都采取这种态度，二马也是如此。河西走廊被封建军阀马步芳、马步康兄弟统治多年，把地盘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了地盘就可以征兵，收税、派粮，夺其地盘无疑是夺其性命。这是当时二马和地方民团拼力追杀西路军的根本原因。因此，徐帅当时的战略构想确实不是“事后诸葛亮”。
四、指挥员缺乏机断专行的权力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由于背负着南下分裂的沉重十字架，在西征途中已是战战兢兢的待罪之身了。他曾向四方面军的另一位统帅，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他想以此向中央示忠，结果铸成了二返倪家营子彻底断送西路军的大错。他所能取的态度，只能唯上级是从。西路军失败后中央并没有为此做出过任何决定决议，对西路军最高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无任何“说法”，实在是一件令人寻味的事。
五、西安事变的严重影响
除上述原因，西安事变的发生，也加速了西路军失败的进程。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2月15日军委主席团遂即电示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于是西路军开始准备二次西进。此时，何应钦派“讨伐”军进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为保证西安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以一部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胡（宗南）敌。这样党中央又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西路军刚调动部队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彭德怀、任弼时：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然而，蒋介石回到南京，又调集四五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根据形势的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寡不敌众的绝境。
为策应西安事变，中央几次要西路军东进或原地待命策应。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的援助计划屡有改变，准备给中国红军送一批枪炮弹药的陈云、滕代远等奉命在苏联边境待命4个月。这对已经日渐被动的西路军的负面影响，无疑是致命的。同世界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因此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它的结果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都会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的很小。同样，每一个手段也必然会影响最终的目的。正如徐帅晚年所指出的：“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