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的历史功绩与教训
作者：董汉河
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06期
西路军的历史功绩与教训
提要:西路军的历史功绩主要有四点:(1)毙伤马家军 2 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2)牵制了敌人，策应了河东红
军、友军和西安事变。(3)播撒了革命火种。(4)为党和人民军队保存和培养了部分军事骨干，为各技术兵种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西路军的历史教训主要有五点:(1)任何国家总是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意识形态总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2)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争取外援与自我救助的关系。(3)作为独当一面的高级指挥员，在接受或决定行动方向和任务时，必须将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充分，必须从形势和战场变化的实际出发，及时正确调整行动方针。(4)作为独当一面的高级指挥员，必须正确理解全局及与自身所担负的局部任务之关系，才能正确制定作战方针、灵活指挥，抓住时机打胜仗。(5)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关键词:西路军;历史功绩;历史教训
一、西路军的历史功绩
西路军是一块承载着历史丰碑的基石，虽然失败了，但是仍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毙伤马家军2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
徐向前说，西路军“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但未提供历史文献依据。这很可能是作者事后的估算。因为战斗失败之后，无法准确统计消灭敌人的情况，遗存的电报等文献中也查不到相关材料。另外，此言所说“消灭马家军”的说法，过于笼统，因为毙、伤、俘虏、失踪都可算在“消灭”之内，用“毙伤”马家军的说法更准确妥当。马家军当年遗存的相关材料查到了三份:1937年4月出刊的《新青海》第五卷第四期刊文称:青海“军民伤亡无计”“其负伤者，或卧床呻吟，竟成残废;或不胜痛苦，急待疗养者达四、五千人”;1938年元旦，马步芳在会议上说:青海“阵亡将士三千余人”;1937年6月1日，马步青在骑五师“剿赤阵亡将士”祭文中说:“阵亡之数，七千有奇。”综上分析计算，马家军伤亡2万余人是有的，其中多数是民团。《新青海》第五卷第四期所刊《为我青海剿匪阵亡民团哭忠魂》一文云:“然闻河西古浪诸役，民团又担任前锋，而正式军队反在后威胁督促，由是在进退维谷之下，冒死直冲，以如此死者甚多;又某县民团，于某战之役，阵亡殆尽!”。
(二)牵制了敌人，策应了河东红军、友军和西安事变
西路军直接牵制的敌人，有直接参加追堵的马家军9个旅3万多人、62个民团9万多人，国民党空军第十五大队，随马家军跟进的杨德亮补充旅，毛炳文之37军亦曾于1936年11月18日前后一度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这无疑减轻了河东红军的军事压力。
更重要的是，西路军对河东红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起到了牵制配合作用。山城堡战役前夕的11月19日19时，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曾致电徐、陈，要求西路军“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此前，蒋介石也判断河东与河西红军必将渡黄河会合，因此部署其嫡系部队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部等三个多军，约十余万人，在兰州以北、宁夏以南的黄河东岸防堵。胡宗南仗恃兵多武器好，孤军追击河东红军，毛泽东抓住战机，周恩来、彭德怀等亲自指挥，利用山城堡一带的有利地形及干旱缺水的严峻环境，一、四方面军配合战斗，一举消灭胡宗南部之丁德隆旅等，从而阻止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意义重大。如果没有西路军，蒋介石就不会部署国民党嫡系部队十来万人滞留黄河东岸防堵，也不会造成胡宗南部孤军追击的战机。由此可见，西路军对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确曾起到过积极的牵制与配合作用。
西路军对西安事变的发动及和平解决，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西路军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正能量，坚定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决心。共产党及其军队无疑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依托。尽快打通苏联，获取支持与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是中国抗日的必然要求。不仅中共及蒋介石有这样的认识及各自的举措，张学良等地方军阀也都有这种认识和迫切要求。193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中说:“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张学良积极帮助中共与苏联加强联系，西路军形成之前，他就积极帮助中共代表邓发经新疆赴苏联。西路军西进打通国际路线，取得军事物资援助，这无疑会增强和坚定张学良发动事变的信心与决心。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将西路军作为重要的策应力量，要求其东进配合西安。到达西安的周恩来、林育英、王稼祥于12月22日致电毛泽东说:“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在春暖后西进。东进能否到达平凉以东?如能到古浪、永登，尚可设法要于(学忠)策应。”毛泽东亦曾于12月23日12时致电周恩来:“准备调四方面军(西路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弹药。”这是中共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并一度要求其东进兰州地区的重要原因。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西路军始终是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重要筹码。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在南京谈判的潘汉年:“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25日，军委主席团又万万火急电告徐、陈:“蒋已允红军主力驻陕北，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以西，事实上停止剿共，但此种承诺，尚待充分保证。”“西路军所处现状，估计‘二马’仍不会停止对你们的追堵。”此外，中共始终要求红军改编为四个师，西路军改编为其中的一个师，徐向前任师长。中共就西路军问题向国民党提出的一些要求虽未实现，但西路军无疑是中共在谈判中的重要筹码，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
(三)播撒了革命火种，在河西走廊地区第一次建立了党
的地方组织、苏维埃政权和抗日促进会、抗日义勇军、少年儿童团等革命团体
西路军西进之前，河西走廊从来没有党的地方组织。1937年2月上旬，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分别派出甘州中心县委及其领导的山永县委和高抚县委的同志，先后在甘州南山煤窑一带和大满堡村发展党员十几名，并积极为失散红军筹集口粮，指导路线，帮助他们安全东返，回到党的怀抱。张掖还有两个地下党支部:一个是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组成的张掖地下党支部，另一个是张掖县监狱的地下党支部。他们都是西路军播下的革命火种。
根据中央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的指示，西路军宣传发动群众，进行民主选举，先后在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建立过26个县级及区、乡、村级苏维埃政权。其中永昌14个，山丹5个，临泽4个，高台3个;还有景泰县的五佛寺抗日促进会等。这些苏维埃政权及革命群众组织存在时间虽然都不长，但仍有其价值和意义:一是对西路军作战起了积极的支援作用;二是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是通过民主选举的实践，使群众受到了一次切实的民主教育。
(四)为党和人民军队保存和培养了部分军事骨干，为各技术兵种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西路军虽然悲壮地失败了，但通过党的营救及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百折不挠的奋斗，仍有5000多名红军将士回到了党的怀抱，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骨干。其中有元帅1人，国家主席1人，国防部长1人，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1人，大将1人，上将3人，中将14人，少将87人，另有省部级干部10人，共计119人。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关心和援救下，西路军左支队到达新疆的437名将士，经过学习和技术培训，分别成为航空、无线电通讯、情报、医务、装甲、汽车、炮兵等方面的骨干，为人民军队技术兵种的创建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西路军的教训与启示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时期党中央对党史研究的最终要求是资政育人。这也正是研究西路军历史的最终目的。在考察研究清楚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正确总结西路军的历史教训，提炼其历史启示，以利后人借鉴，既能资政，亦可育人。
(一)任何国家总是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意识形态总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
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形成、失败过程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意识形态完全一致。在与苏联的国家利益没有冲突时，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创建和发展提供过不少帮助。但一旦影响到苏联的国家利益，这种帮助就会大打折扣。在西路军问题上，苏共和共产国际在关键时刻就有两次这种表现。第一次是在1936年11月3日，突然将援助方向从“宁夏———外蒙”改为“河西———新疆”，造成了中共和红军的极大被动，致使中共正在全力落实中的宁夏战役计划流产，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他们突然改变援助地点的根本原因，是担心被日机发现，招致日本进攻苏联。至于这给中共和红军造成了多大的被动，他们是不管的。对此。中共中央在 11 月 8 日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表示了不满。
第二次，是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立即指示给西路军送武器的陈云一行停在霍尔果斯口岸四个月，未能将援助武器及时送到哈密或安西。这显然对西路军失败影响重大。苏共当局和共产国际反对西安事变，反对抓蒋介石，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只有蒋介石及其军队才有力量在中国拖住日本，使苏联免遭日本的进攻;而中共及其红军力量弱小，不足以拖住日本。所以，从1937年到1941年，苏共当局几乎把全部援华军事物资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了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而中共及其军队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国家利益面前，意识形态的一致性降到次要位置。这一教训和启示，也被二战后国际共运史和国际关系史所证实。
(二)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争取外援与自我救助的关系
党中央和西路军领导者在这一方面都有教训，只不过党中央接受教训比较及时，并将这一教训上升为自力更生、积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的方针，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西路军领导者则始终将胜利的希望放在争取外力支援上，未能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举措摆脱被动和困境，导致西路军最终失败。相反，西路军左支队领导者在党中央的告诫和指导下，不再依赖外援，最终走出祁连山，到达新疆星星峡。靠近苏联和外蒙，打通国际路线，取得战略靠背和武器援助，在较长一段时间(1935年6月至1937年初)，都是党中央的重要方针，有时甚至成为中心任务。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川北会师时党中央提出了这一方针;9月12日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决定，率北上抗日先遣队通过游击战争靠近苏蒙边界，只因在哈达铺发现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才又决定把陕北作为落脚点。此后党中央率红军东征山西，第三个步骤就是从绥远靠近苏蒙，打通国际路线，当发现第三个步骤无法实现时，又毅然返回黄河以东，发起西征。这就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明之处:懂得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校正红军的行动方向和目标。
陕北红军西征的任务有三:一是在宁夏南部扩大根据地;二是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三是通过宁夏战役合力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党中央为此作出了极大努力，对夺取宁夏期望极大，费尽心机，会宁会师后作为中心任务，几乎全力以赴。然而，当共产国际突然改变援助方向为新疆时，党中央一方面对此表示不满，不想让过河红军长途跋涉、历经险阻去哈密接取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征求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
从1936年11月8日到12日的几份相关电报看，党中央对西路军单独接近新疆很不放心，有意让西路军“重返河东”。但当朱、张、徐、陈都表示赞成西进时，党中央最终还是同意西路军向凉州西进。这说明党中央对此时西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军事援助还抱有希望，但又缺少把握，所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犹豫。这都是应该从中央角度出发总结的教训。既然感到西路军西进新疆缺少把握，那就应果断地命令西路军“重返河东”，而不是征求意见。
对西路军领导者而言，从12月6日开始，要求外力支援几乎成了他们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先是“主张主力速来”;继而要求兰州友军和新疆方面从东西两个方向派兵带物策应;复又几次“请求”“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一直到1937年3月12日还在祁连山中的康隆寺向军委表示“现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其实，早在1936年11月26日，毛泽东就告诫“徐、陈”:“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后来又几次告诫他们要靠自身打歼灭战取得主动。但徐、陈都没有做到。虽然当时西路军确有许多困难，但在等待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只有下决心，依靠自身力量摆脱困境，别无他法。这一点西路军左支队的领导李先念、李卓然就做得比较好。他们一开始也曾要求中央派兵支援，但当得知不现实时，就全力依靠自己，团结队伍，凝聚力量，终于摆脱了困境，走出了祁连山，浴血奋战抵达新疆。
(三)作为独当一面的高级指挥员，在接受或决定行动方向和任务时，必须将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充分，必须从形势和战场变化的实际出发，及时正确调整行动方针
在打通国际路线的过程中，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成功的经验是，当发现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原先计划中的道路和目标无法实现时，及时调整为可行的道路和目标。典型事例是1936 年 2 － 5 月的红军东征山西。红军东征的目的是扩大根据地，分三个步骤从绥远打通苏联，武装自己进行抗日。为此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除在陕北留了四个独立营之外，毛泽东和在陕北的多数政治局委员率领几乎全部在陕北的红军东渡黄河，进据山西。彭德怀要预留西返的渡口，毛泽东当初都不以为然，可见其东征的决心之大。然而，当蒋介石派陈诚率 10 万嫡系部队赶赴山西援助阎锡山，“围剿”东征红军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变化了的局势，及时果断地率军西返陕北，发动西征。这不但避免了东征红军在不利条件下的损失，而且在扩红和财力等方面都有所收获。
西路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则没有根据国内外形势及战场局势的变化及时做出正确的调整。西路军孤军外线作战，不但承担不起繁重的任务，而且需要河东红军的适当策应。对此，彭德怀认识得最早，也最清醒，提出过策援西路军的办法。他在1936年11月14日14时给“毛、周、朱、张、贺、任、关”的电报中建议:以4军和31军为主组成的“北路军应在现区域钳敌，巩固新苏区，待南路军到达目的地，敌情变化时，向靖远、中卫、中宁、会宁、静宁活动调毛(炳文)敌，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于孤立”。彭德怀在此表现出的大局意识和先见之明，令人钦佩。可能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中共中央对此没有明确回应。一是此前的11月12日，徐、陈已明确向“中央军委、红军总部”表示:“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二是敌情压迫，使红一、二、四方面军不得不一起撤离黄河东岸，一路向东，寻求歼敌战机。
西路军领导者在接受西进河西这一任务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军委给西路军规定的两大任务“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徐、陈原先是接受的，认为可以完成。中央有些不放心，当征询他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时，徐、陈的回答是:“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显然未充分考虑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徐向前晚年对此有所认识。他说:“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徐、陈没料到河西地形窄狭，无回旋余地，无群众基础，无法创立巩固的根据地;更未料到爆发西安事变及其引发的复杂形势，需要西路军配合策应。这些都给西路军造成了被动。
在调整西路军的行动方针方面，西路军有过正确的举措，但陈昌浩犯有严重错误。例如，高台失陷后，西路军决定迅速东返是对的，中央也欢迎西路军东返，并提出了配合策应的举措。但陈昌浩却又坚持西进，最终葬送了西路军。1937年1月20日，高台失陷。21日凌晨1时，徐、陈致电军委主席团:“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士气正旺，沿途相机抗敌。”23日，又以西路军的名义就同一内容向军委作了更正式更详尽的报告。但24日，徐、陈又报告说:“敌企图拦头阻我东进，迫我西进。”同日 24 时，主席团复电徐、陈:“(一)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二)如果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欢迎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三)为便利作战计划，彩病、小孩妇女望设法就地安置。”这一指示非常灵活英明，不像有的当事人在回忆录中说的那样:“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然而，西路军却以“东面敌有重兵防堵”为由，加之三十军在西洞堡打了胜仗，在陈昌浩的极力坚持下，复又掉头西进，折回倪家营子，从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绝境，导致了最终的失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马家军的大部分主力在西路军西边追击，东面的“(山)丹、永(昌)无兵”，并无重兵防。所以，任务和方向的调整，一定要符合实际才是正确的。
西路军之所以最终选择西进，导致失败，还有未能正确理解和处理西路军这一局部与红军战略全局的关系这一根本原因。
(四)作为独当一面的高级指挥员，必须正确理解全局及
与自身所担负的局部任务之关系，才能正确制定作战方针、灵活指挥，抓住时机打胜仗
对于独当一面的高级指挥员而言，要顾全大局，必须首先正确理解和把握大局，以及自己担负的局部任务与大局的关系。当时中共中央一直将战略重心放在黄河以东，而不是黄河以西;指示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与河东红军和根据地相比，也始终居于次要地位。
陈昌浩等在这一关系的理解、把握和处置上有严重偏颇，错误地认为红军的战略重心应该放在河西。主要表现有三:1．主张河东红军主力西进速到河西。理由是“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东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得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浪)、大(靖)、凉(州)、民(勤)进。”2．坚持西进，奉命东返时总提条件。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根据张学良的要求，拟调西路军东返策应，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李(特)、曾(传六)于12月23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如果必须东开，则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兰州友军于学忠部“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二是“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到甘州”。相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军委主席团于1936年12月27日指示:“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陈昌浩等未讲任何条件，次日就部署西路军各部迅速分头西进。3．当军委主席团于1937年1月24日指示徐、陈“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时，陈昌浩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西进，重返倪家营子，使西路军陷入绝境，最终失败。很多人认为，陈昌浩是由于被30军在西洞堡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陈昌浩等对红军的战略重心理解不对，误认为战略重心应放在河西。1937年1月25日，军委主席团电告徐、陈:蒋介石已允许“西路军驻凉州以西”更加重了陈昌浩的误解。虽然张国焘在1937年1月8日，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在2月17日，都曾指出过西路军的这一错误，但一直到西路军面临失败，徐、陈对红军战略后方在哪里仍有质疑。2月24日，徐、陈致电中央军委，依然质问，“究竟战略后方是否在此地，究竟战争前途是否存在。如果甘北必须占领，战争前途不免，即望实现此议”，即“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徐、陈对大局的这种错误理解，导致了西路军作战方向和方针的许多错误。教训是沉痛深刻的。
徐、陈的这一错误，带有张国焘路线的印记或者影响。因为一、四方面军川北会师后，张国焘、陈昌浩曾在1935年6月16日提出过“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中主力打”的战略方针和发展路线;会宁会师之前，张国焘、徐向前等曾主张在兰州以南的永靖莲花渡西渡黄河。其认识上的重要原因，就是认为黄河以东打不过敌人，所以坚持向西发展。这也是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所说的，西路军的严重失败，“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决不能将徐、陈的这一错误，与张国焘路线相提并论。这不但因为中共中央从未说过西路军执行了张国焘路线，还因为西路军始终是在党中央领导之下的，每一步大的行动都是中央指示或同意过的。西路军1月底重返倪家营子的错误行动，也是在党中央1月24日指示“行动方针由你们自决”后采取的。1978年之前的40余年中，许多著作将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相提并论，不符合历史事实，不符合中共中央当年的决议，是一种向“左”的夸大;也有演绎的成分，例如“张国焘假借打通国际路线调西路军西进”说。
(五)西路军指挥者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陈昌浩在1937年9月30日的第一份检讨报告中检讨说:“集中主力对尾追之敌以必要之打击，是运动战中实现一定战略计划之应取手段。张皇失措地退走，定要受到不可计议的损失。”他具体概括了七条，多数都很准确到位。摘要如下:(1)“未坚持集中兵力在渡河后乘机退敌。”(2)“未以击灭敌人为接通远方的基本条件。”“在敌人紧迫进攻之下，不求先击退敌人，是不能达到目的的。”这一教训使我们联想起打狗的经验。当狗狂吠追咬时，绝对不能跑，你越跑狗就越追。此时只要你回头对狗猛击，狗就会夹起尾巴逃跑，击中其要害时尤其如此。(3)“未实行‘齐打齐进’与回旋的战略路线，集中最大兵力实行包围与决战灭敌人之一部，此时我们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错误。”(4)“因为不能集中兵力，实行包围战，故不能不走到单纯防御。而单纯防御的结果，不能不使我们只有与敌人拼消耗，高台以后之持久防御是实迫于此，而高台以前之单纯防御是自取之祸。”(5)“分兵去抢占要点，诚属不妥，在甘北地形敌情及我力实况，可以不分兵抢占要点。因为主要方面不能歼灭敌人，虽抢到要点(如永昌、高台……)亦无所用，而正因为抢了要点，兵力单薄，给予敌人各个击破之机(如高台……)，如果主要方面击胜敌人，要点不打自占，即有敌人占据，通过亦不为难，并不绝对有所妨碍。”(6)高台失败后，“信心确是缺乏”。(7)“西安事变之后，我们应坚持东进”，“继续西进实为失策”。陈昌浩在检讨中举过一些例证，并有所分析阐述，在此不再展开。
当然，还有一些教训与启示，诸如，必须及时正确地把握时机(中央一直等待黄河结冰期渡河，有些贻误时机;红四方面军北上甘肃后在甘南滞留时间过长);在正确选择方向和道路的前提下，还必须有合适的任务和举措，创建根据地必须因地因时制宜;等等。这些有的我已经在其他论文中论述过，或提及过，这里就不再展开论述。
结语
第一，西路军的历史功绩是可以肯定的。至于西路军究竟有哪些历史功绩，当然还可以深入挖掘和研究。但不承认西路军的历史功绩，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史与现实皆无益处。第二，西路军的历史教训与启示，是极其珍贵的精神资源，极少有人涉及，今天加以深入研究总结，既有历史意义，也有借鉴作用。本文所论及的五条教训与启示，虽是笔者多年研究思考的结果，但很可能还不够深入和完善，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