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支撑：从战略全局分析西路军西征之缘由
作者：蒋兴国
单位：中共张掖市委党校
来源：《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06期
信念支撑：从战略全局分析
西路军西征之缘由
摘要：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之后，“打通苏联”作为一个可行的战略方针在党内被重新认识并提出。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而蒋介石反共灭共的既定“国策”始终没有改变。靠近外蒙“与打通苏联”的战略目标未能实现。由于国际局势、国内环境及红军自身需要等主客观因素的原因，红四方面军主力，为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征程。
关键词：西路军；西征；原由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静宁等地会师后，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五军、九军、三十军等部，在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下，从甘肃靖远虎豹峡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组成西路军西征。西路军在极为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与优势敌人浴血奋战四个多月，毙伤俘敌两万五千余人，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主力红军的斗争，最后因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而失败，许多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西路军余部历经挫折不溃散，迭遭危难不退缩，战胜艰险到达新疆，最后胜利返回延安，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西路军西征是否是张国焘擅自组织军队，将红军带到远离中国内地的西北地区向中央闹独立，是否是执行逃跑主义路线。拨开历史的迷雾，把历史的本来面目还给历史。
一、红军自身生存发展壮大的需要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在制定以建立川陕甘西北苏区为主要任务的总方针时，开始考虑靠近苏联的有利因素，“打通苏联”作为一个可行的战略方针在党内被重新认识并提出。6月16日，中央在给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利的基础之上，今后红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该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分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的战略方针。这表明中共中央此时已经萌发了“打通苏联”的思想。6月28日，中共中央两河口会议指出：“必须派出一支部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于存在和发展。”后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上毛泽东说：“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物质上能得到帮助。”1935年9月9日，由于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党中央被迫率领一、三军团从巴西继续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揭发张国焘的严重错误，讨论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会上毛泽东作了 《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的报告，此报告指出：“目前的基本方针是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可以得到帮助而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张闻天在发言中也指出：“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最近一时期，与国际失去联系，这是我们很大的损失。”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为实现“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一方针而努力。但随着在哈达铺、榜罗镇等地对全国形势和陕甘苏区情况的了解，党中央在榜罗镇、铁边城、吴旗镇等会议上多次讨论了战略方针的改变问题，最终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俄界会议提出的方针因形势变化而暂时搁置。
二、20世纪30年代远东局势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初，德、日法西斯几乎同时崛起，分别从西方和远东严重威胁着苏联的安全。为避免苏联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斯大林一方面在远东地区作了应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出于对日本战争机器进抵边境的消解，处于要赢得战争准备和建设时间的利益考虑，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实际讲，就不能不考虑中国的抗战和随之而来的援助问题。为了减轻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压力，拖住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成为被武装和被援助的首选对象。
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为援助中国红军所需的武器装备。苏联在路线方面，选择了两条路线：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一条是经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在武器提供数量方面，一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准备了援助中国工农红军的1.5万至2万支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二是在新疆境外的苏联边境准备了1600吨箱装军事装备，还有90门大炮和90辆坦克。三是曾派人带900头骆驼送武器、弹药给中国红军，可惜被马敌截去。在传达指示方面，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共产国际领导人选派林育英回国，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本人在中国红军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上的明确意见，即：红军主力可以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林育英从外蒙边境越境，历尽艰险于同年12月完成使命。因此促成了中央红军东征山西，以便进一步占领绥远，从外蒙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行动以及 1936 年促使二、四方面军北上，计划从宁夏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行动。在组织人员进行援助方面，派陈云、滕代远等携带电台赴新疆接应西路军，负责接送援助中国红军的武器。远东局势的影响不能不使立足未稳的中国红军做好西征的准备。
三、土地革命后期国内形势所迫
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而蒋介石反共灭共的既定“国策”始终没有改变。1935年秋，蒋介石为防备红军从西北靠近苏联，任命新二军军长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保安处长，并令其组织保甲和训练15万人的民团。1936年2月，中革军委发起了东征山西的战役。由于南京方面急调汤恩伯等部进山西支援晋军，靠近外蒙“与打通苏联”的战略目标未能实现。这年5月中旬，就在红军东征失去了向东发展的可能性的时候，共产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一方面加紧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倡议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制定并颁布“十月作战纲领”，即通常所说的宁夏战役计划。其目标是：攻取宁夏，靠近外蒙，打通国际路线。10月18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我们负责供给150辆汽车货物大约有550吨至600吨左右，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货和担负沿途保护责任。”根据“十月作战纲领”，会师后没来得及休整补充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尽管棉衣、弹药奇缺，仍毫无怨言坚定不移地踏上了新的征途。开始积极准备实施宁夏战役计划。10月24日夜，红四方面军之30军在靖远虎豹口渡河成功。26日1点半，中共中央电示朱德、张国焘、彭德怀：“30军、9军过河后，可以30军占领永登，9军必须占领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
战争是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形势瞬息万变，不可能完全按预想方案行事。由于在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步调不够协调，击退南敌计划未能实现，红军主力被迫向东转移。追敌进至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原在靖远黄河岸边看守船只的红5军不得不于30日西渡黄河。因此，河东红军主力与已西渡黄河的红5、9、30军及四方面军指挥部被敌割断，宁夏战役被迫终止，在蒙古边境接取苏联援助的军事计划也就落空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部队也由此与主力红军割开，开始走向了一条更加艰苦的、孤军奋战的不归之路。
由于国际局势、国内环境及红军自身需要等主客观因素的原因，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执行中央军委命令和共产国际指示的过程中西渡黄河，为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