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西路军和西路军问题的独特贡献
作者：董汉河
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来源：《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04期
陈云对西路军和西路军问题的独特贡献
摘要：陈云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以“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于1936年底从莫斯科赴新疆接应西路军,将西路军左支队培养成为我军航空、炮兵等技术兵种的骨干,并为我党在新疆的统战工作做出了贡献。从1981年11月起,他以事件亲历者和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的双重身份,在两年内四次谈论西路军问题,以高度的责任心、科学严谨的态度参与了澄清西路军问题的工作,作出“西路军行动不是张国焘路线”“失败也不是张国焘路线”的科学论断,为西路军恢复名誉做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关键词：陈云；西路军；西路军问题；共产国际；中共中央
陈云是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1936年12月8日,他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作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与副团长滕代远一起带领三名工作人员和一部电台从莫斯科赴新疆,负责接送支援西路军的武器等相关事宜,为接应和训练西路军左支队做出了重要贡献。1981年11月之后的两年内,他又四次谈论西路军问题,为科学地认识西路军真相及其性质,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研究陈云对西路军的两大贡献,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西路军问题的正确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学习陈云对革命事业、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工作态度,认真、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一、作为“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团长,回国接应西路军左支队,将他们培养成我军技术兵种的奠基者和骨干
陈云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遵义会议之后,根据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沪定县召开的常委会会议决议,于6月上旬在天全县北面的灵关殿悄悄离开长征队伍。其任务是：“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同时,也要在上海设法寻找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陈云到上海一个半月之后,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与陈潭秋、杨之华等人,一起于9月上旬到达莫斯科。很快,陈云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王明、滕代远等一起受到斯大林等联共中央领导人接见；随后,参加了少共国际大会,并以笔名“廉臣”在巴黎的《全民月刊》上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
“十二月二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准备提供的一千六百吨箱装物资,派部队经新疆护送到中国。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新疆,负责接送武器有关事宜。代表团正副团长分别由陈云、滕代远担任,成员包括电台报务员段子俊、译电员李春田和翻译冯铉。”行前,“见过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一两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设家宴招待陈云、滕代远,问他们需要什么。陈云提出需要武器、弹药。季米特洛夫遂通过42苏共中央要了九十辆坦克和九十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运往苏中边境”。
1936年12月8日,陈云一行从莫斯科出发,中旬“由阿拉木图抵达靠近新疆的霍尔果斯,住在一位苏军中校家中。在霍尔果斯看到了苏联当局准备供给西路军的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但当时正值西安事变爆发,由于苏共中央认为其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故改变原来的充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示陈云等停在边境,等候指示”。陈云回忆说：“大约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才奉共产国际命令去新疆。”
1937年4月23日,陈云一行抵达乌鲁木齐后“任务已经变更”,要求他们“到星星峡去把西路军的残部援救到新疆安全地点”。陈云这才知道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他立即与新疆督办盛世才商谈接应西路军左支队事宜,并做了三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一是发电报给李卓然,让西路军左支队安心并得到鼓舞。二是建议盛世才派汽车并带电台、武器和物品立即前往星星峡,援接西路军左支队到迪化(乌鲁木齐)。盛世才接受了陈云的要求,指令新疆边务处驻星星峡办事处和边防驻军,打着红旗,开着汽车,寻找和接应西路军左支队；并派出飞机空投粮食和物品。三是坚持原则,通过艰难的斗争拒绝了盛世才方面提出的西路军左支队进入新疆后放下武器的要求。陈云说,西路军“到这里不容易,放下武器不成了投降”最后商定,西路军左支队进入新疆后对外改称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盛世才这才派出汽车、部队和顾问,携带服装、武器和食品,随陈云、滕代远等赶往星星峡。
在星星峡和带领西路军左支队赴乌鲁木齐途中,陈云及代表团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事情：
1.慰问和鼓励西路军左支队幸存的430名将士。赶到星星峡这一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陈云召开纪念大会,代表党中央向西路军左支队幸存将士表示亲切慰问,并热情地鼓励他们说：
“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现在的几十几百人,将来可以扩充到几千几万人,争取革命更大的胜利！”
会后,陈云同西路军左支队的领导干部李先念、李卓然和程世才等谈话,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话鼓励大家,并肯定和表扬他们说：“党中央一直非常关心你们。你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顽强不屈,把剩下的这部分人带到星星峡,是好样的,不愧是好共产党员嘛！”陈云还向李先念他们介绍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要求大家充满信心,带好队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5月4日,西路军左支队乘汽车赶往迪化途中,在离星星峡90里外的苦水一个僻静的沙窝中,陈云又一次肯定和鼓励大家说：“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还剩下几百人。你们是沙里淘金,是党的宝贵财富。”他要求大家,到达省城迪化后,要严守秘密,遵守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好好学习；并叮嘱大家说：“我们到新疆去,对外称新兵。若有人问,就说我们是修公路的新兵。”
2.想方设法让西路军左支队幸存将士吃好饭,睡好觉,迅速恢复体力。针对西路军幸存将士身体十分虚弱的状况,陈云要求大家“执行两个任务：第一要吃好饭,第二要睡好觉,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以后慢慢再讲”。他从迪化给每人带去了一套夹衣,一套衬衣,一个碗,一双筷子,还有大批的哈密瓜。在星星峡,他到处张罗米饭、蔬菜,设法搞了些新鲜牛羊肉,并商请盛世才空投了部分罐头和其他营养品,以尽快恢复大家的体质；赴迪化途中,还发给每人新疆币一万两(相当于内地一千个铜元),作为零用钱。在迪化学习和训练期间,陈云仍然把恢复和保护西路军幸存将士的健康作为重要任务。为此,他和滕代远等与西路军幸存将士一起住进迪化东门外营房,安排他们休息,检查身体,治疗伤病,改善伙食,每天有大米、白面,还有盛世才送来的七八只肥羊。陈云认为每人每天五十两新疆币的菜金不够,“他和滕代远决定,拿出他们的津贴,给每人每天增加菜金一百五十两,以保证每餐有豆腐吃。另外每人发了两套衣服。每人每月再发五千两新疆币作为零用钱,以便购买袜子、牙粉、肥皂等。过端午节时,盛世才又给每人发了一万两新疆币零用钱”。
3.“给西路军余部补充了不少武器弹药,其中有二百支步枪、二十余万发子弹和两挺轻机枪”。
到迪化后,陈云针对西路军左支队的具体情况,分阶段有重点地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为稳定部队的情绪,统一认识,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其特点有二：一是深入细致地摸准思想脉搏,讲策略、分步骤地稳定情绪,提高认识,团结同志。他特别找了三十多位团以上干部进行个别谈话。在此基础上,他同滕代远决定,在迪化不讨论西路军失败原因等问题,而是“把党的新政策及季米特洛夫同志和曼奴伊尔斯基同志的七次大会报告,先向他们传达,以便首先在党的政策上去团结他们”。在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汇报中,陈云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我与李光(即滕代远)正在努力造成这样一种前提,就是先在党与国际的正确政策上在政治上团结全体干部,以便将来在您们领导之下能够使这些干部正确地平心静气地研究他们在工作中间的错误和教训。同时我们之所以不去讨论西路军的整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情形,也不知道中央的意见,以我们毫不知道当时具体情形的人去武断地发表意见,这只能坏事。”这种明智的策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现在大家毫无怀疑地认为中央的新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样一来,党中央在政治上的威信是提高了。”二是特别注意方式方法,循循善诱。原西路军之30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喻新华回忆说：陈云“做思想工作常用摆龙门阵的方式。有时他提出问题,同志们答不上来,他做解释或答问”。陈云发现大家对补习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很不适应,“出了几道题目让大家讨论：暂时不能回延安我们在这里该干什么？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光靠枪杆子就够了吗？笔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克服轻视笔杆子的思想？怎样摆正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关系？”部队以支部为单位进行学习整顿,大家畅所欲言,统一了思想、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盛先传原是李先念身边的司号员,到迪化后,调给陈云当勤务员。陈云每晚给他讲半个多小时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组织决定派盛先传赴苏联学习情报工作,陈云收缴了他的驳壳枪和勃朗宁手枪。盛先传为此闹情绪,陈云耐心细致地给他做工作。分别时,陈云告诫他：“将来不论怎样,你都不能忘了你是共产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分配,坚定革命立场,为党的事业作贡献。”
第二,组织西路军左支队幸存将士补习文化,学习政治和军事课程。
西路军到迪化后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回陕北,二是赴苏联学习。前者路途遥远,加之国共谈判还在激烈进行,短期内回陕北不可能；后者又一直得不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指示。陈云、滕代远和左支队领导商定,组织部队抓紧这段时间学习文化、政治和军事知识。陈云首先进行思想动员,他指出：“将来的红军为了战胜敌人,打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必须装备先进的武器,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就需要文化知识,文化课好比一把开门的钥匙,没有起码的数学物理知识,就进不了军事科学技术这一科学大门,不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就好比瞎子走路,会迷失方向。”
他安排部队半天时间学文化,半天时间学习政治和军事训练；并按照不同的文化程度,将干部和战士编成甲、乙、丙三班。课程有语文、数学、政治等。教员除陈云、滕代远、冯铉、段子俊兼任外,主要从西路军将士内部挑选文化程度较高者担任。一部分教材从新疆书店购买,另一部分教材则是由党的有关文件编印而成。军事训练每天两小时,主要是利用清晨的时间练习射击、刺杀和格斗。每天晚饭后则聚集在操场上进行打球、游戏或看电影等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到7月中旬,西路军将士的文化、政治、军事和身体素质都有显著提高,大都掌握了两三千字,能读报纸,记笔记,会四则运算和百分数。干部则对党的重要政策都有所了解。身体和精神面貌全都焕然一新。陈云在1937年6月19日给王明并转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说：“如果把初到星星峡时的四百多人,再现在来看一下,那简直认不得。现在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息,吃饭吃得饱,大家脸也长得胖胖的。个个年轻力壮。我相信你们随便那一个看了都会觉得是革命的子弟。如果现在把我们的人与本地的军队一比较,那就立刻可以看出我们的比本地的要年轻、精干、清洁、聪敏。虽然我们的队伍也一样穿着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戴着青天白日旗徽章。但是我一认就可以认出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
第三,进行专门化的军事学习和训练。
1937年7月15日,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电示陈云：西路军余部不去苏联,留在迪化学习。根据这一指示,陈云和滕代远提出把“新兵营”进一步办成学习现代军事学校的目标,并提出了下一步的学习计划：(一)军事课,包括战术和装甲车、汽车、大炮、飞机、坦克的驾驶与维修技术；(二)政治课,包括中国问题、马列主义问题和党的历史等；(三)文化课,包括中文和英文。
在组织结构上,陈云与滕代远、李先念、李卓然商定。对西路军余部按学校的方式进行整编,保留西路军工委,将左支队改为总支队,下辖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十人左右。团营连干部编为干部队。
陈云从苏联顾问那里详细了解了盛世才机械化旅的装备情况后,正式向盛世才提出请新疆学校教官和苏联教官帮助西路军总支队学习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在苏联总顾问马宁中将的支持与斡旋下,获得盛世才同意。
10月23日,陈云、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汇报了西路军总支队下一步的学习计划：“准备全部分到迪化学习飞机、铁甲、汽车、炮兵和骑兵”；“送一百五十人入学学汽车三月,毕业后再学铁甲车、坦克”；“利用新疆在三年内培养五千军事的新干部”。10月25日,张闻天和毛泽东复电同意了这一计划。陈云、滕代远立即将西路军总支队转入机械化武器装备的正规学习和训练,“时间初步按排五个月。第一、二、三大队学习驾驶汽车,在学会驾驶汽车的基础上再选派学习装甲车和坦克；第四大队学习使用各种火炮。干部队继续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陈云做了动员。勉励大家进一步努力学好新的军事技术；之后,又选定25人到新疆航空队分别学习飞机和飞机维修技术；同时选定了赴苏联学习情报的人员。
据事后的不完全统计,西路军总支队学习汽车的145人,学习航空的30人,学习无线电通讯的45人,派去苏联学习情报的22人,另有干部40余人学习政治理论。干部绝大部分先后回到延安,成长为我党我军的各级优秀领导者。技术干部则成长为我党我军空军、炮兵、无线电通讯等技术兵种的奠基者和骨干。
此外,陈云援接西路军左支队的同时,对我党在新疆的统战工作也做出了贡献。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后曾派出六七名干部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其中,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黄火青,曾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阿克苏行政长等职；周纯麟、赵海丰和谭庆荣被派到新疆省骑兵部队任少校连长；谷先南(谷志远)到和田警备司令部任军需处长；刘庆南到新疆边务处工作,等等。他们在统战工作中做出的贡献,无疑也包涵着陈云的工作和辛勤努力。
1984年12月20日,陈云就如何评价中共在新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问题,通过秘书答复一位曾经于上世纪30年代在新疆做盛世才统战工作的老同志：“(一)与盛世才最先建立联系的是苏联。我们党同盛世才的联系是通过苏联建立的,对盛世才采取统战的做法是从苏联延续下来的。(二)盛世才是个军阀,有很大的野心。他与苏联和我党建立联系,是想借助苏联和我党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我们是想扩大统一战线,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的物质运送与人员往来的通道。(三)在新疆做盛世才统战工作的同志,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方针,完成了中央交待的任务,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答复,对于我们从宏观上理解和肯定我党对盛世才的统战工作,理解西路军左支队为何能安全进入迪化,进行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有极大的帮助。
二、以见证人的身份和科学严谨的态度,直接参加了澄清西路军问题的工作,为西路军恢复名誉做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两万多名英雄将士为完成党中央的任务浴血河西走廊的事迹惊天地而泣鬼神。他们以自己的牺牲,牵制了敌人,配合了河东红军主力,配合了山城堡战役,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历尽千难万险返回陕北根据地的5千多名西路军幸存将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以终生的革命行动,证明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然而,由于长期戴着“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西路军的事迹鲜为人知,西路军幸存将士身心受过许多伤害和委屈。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在上世纪80年代,陈云以见证人的身份和科学严谨的态度,直接参加了澄清西路军问题的工作,为西路军恢复名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根据公开出版的《西路军年谱》披露的材料,粉碎“四人帮”后,陈云曾四次直接谈论西路军问题,为正确认识和处理西路军问题作过指示和批示。
第一次是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及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这一谈话,第一次明确了西路军的性质,和历史事实实质上是符合的。有的研究者有可能会问：西路军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育英在1936年11月8日《作战新计划》中才提出的,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时还不叫西路军。是的,1936年10月底红30军、9军、四方面军指挥部、5军先后西渡黄河时,的确还没有“西路军”这一名称,西渡黄河的红军部队之任务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从宁夏、外蒙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由于敌人“胡、毛、王、关北进,我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执行之可能”,才决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并以“中央及军委”的名义于11月11日正式致电“徐、陈、李并转诸同志”：“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
但在这之前,西路军的实体已经形成。陈云在上世纪1981年谈及这一问题时,为简洁方便,而说“西路军过河是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虽欠严谨,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了这一谈话的重点和实质,即：“组织西路军建立河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是党中央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第二次,1982年2月27日下午,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谈及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45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此后,李先念在派秘书查阅了一些历史档案的基础上,选出了有关西路军问题的29份电报送陈云审阅。于是有了陈云关于西路军问题的第三次谈话。1983年1月5日,陈云“委托秘书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邓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这一谈话,又一次对西路军的性质作了正确的界定,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作了正确的概括,并以当事人的身份用事实证明,共产国际对打通国际路线、援助中国红军是支持的,并有切实的措施和行动。总之,这一谈话的精神实质是正确的。只有一句话稍欠准确,即“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一句。准确时间和背景是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1936年6月16日前往懋功会师途中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首先提出以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构想。该电文第一条是这样说的：
“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利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因此,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组织远征军”打通国际路线,而非“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因为那时还没有西路军这一名称和实体。但这并不影响陈云这句话在基本事实和精神实质方面的正确性。
第四次,1983年3月8日,陈云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将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陈云写这封信的背景是：1983年2月25日李先念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并附有当年中共中央领导人给西路军的52份电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陈云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一书记看到后写了这封信。
李先念看了陈云这封信后,又于3月12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小平同志：
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
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全面情况不够了解,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些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了一些历史档案,才写了这份材料,并请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批示。
1983年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这封信上批示说：“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从此,西路军的历史真相开始澄清,名誉开始恢复,研究和宣传西路军的文章、著作和影视作品也开始出版发行,西路军老战士的生活待遇和处境有所改善。这是党的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胜利,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陈云所起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是他人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