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部署和结果(上)
———兼论蒋介石对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判断和防堵
作者：董汉河
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02期
蒋介石“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部署和结果(上)
———兼论蒋介石对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判断和防堵
提要:蒋介石1934年就决策部署从新疆打通苏联，以获取军事援助抵抗日军全面侵华。他先后派蒋廷黻、邓文仪、杨杰等赴苏斡旋和谈判，获取了巨大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他对中共和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意图有所判断，并全力防堵，力图消灭，给红军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和被动。这也是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蒋介石;国际交通线;部署;防堵;西路军
1934年，蒋介石提出和部署实施“打通国际交通线”，与中共1935年提出、1936年部署实施的“打通国际路线”是一个意思，即从中国西北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以获取苏联的物质和技术援助，壮大自己，进行抗日。
西路军研究表明，“打通国际路线”，以获取苏联的物质和技术支持，应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对苏联的威胁，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策。西路军正是根据这一决策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命令，于1936年11月西进河西走廊，企图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
蒋介石“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决策和部署比中共早了两年，获取了苏联巨大的援助;并且他对红一、四方面军川北会师后“进出甘、宁、青、新，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企图，早有判断和防堵。
研究这一问题，不但对正确全面地认识西路军的形成和失败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认识苏联对中国抗日的贡献，斯大林等对蒋介石和中共的不同认识和态度，以及蒋介石为争取苏联军事援助，对中共采取的两面派手段。
一、蒋介石从西北“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原因
在黄埔军校和北伐时期，蒋介石曾得到过苏联的帮助，由于他1927年“四·一二”叛变革命;后来，又因为与苏联争夺中东路主权，蒋介石、张学良与苏联交恶，1929年7月19日南京政府与苏联断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和苏联共同面临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威胁，莫斯科和南京之间开始寻求新的合作，并于1932年12月12日宣布复交，但其后无进一步发展。随着华北危急的迫近，蒋介石急需争取外援。然而，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表现让蒋介石失望:他们不但未能阻止日本侵占东北，而且“通常所谓对中国很友好的美国人，过去三年内实际上对中国也没有表示过任何的友谊”。曾任中国驻苏大使的蒋廷黻也说，“与英美代表们打交道时还有或多或少的困难。美国对中国与日本生死存亡的战争，究竟能予多大的帮助是无法肯定的”，“我对他们袖手倒无所谓，真正使我不安的是他们不断地设法使苏联置身事外”。于是，蒋介石只得将争取外援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方面。
蒋介石寻求向苏联争取外援的另一原因，是基于他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形势的判断。他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海岸有日军封锁之虞”，国民党的军火供给难以从英、美等国获得，曾经的军火供应商德国因与日本勾结在一起，也不能指望，所以“不能不依赖于西北大陆的苏联供援”。这后一原因是主要的。
基于上述判断，1934年7月，蒋介石双管齐下，在大力“围剿”中央红军的同时，又委托当时还在清华大学专攻近代史的教授蒋廷黻借前往苏联考察之机，“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蒋廷黻在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史托莫尼可夫谈话时表达了蒋介石的愿望，询问苏联的态度。史托莫尼可夫说:“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希望中国强大、统一，而且必须是蒋介石所统治的中国。”蒋介石闻此“甚表嘉许”。1935年夏，随着华北危急的出现，蒋介石加紧了与苏联的联系和沟通。
9月21日，他让陈立夫委托《中国与苏俄》杂志主编会见苏联使馆人员，就中苏关系交换意见。
10月9日，蒋介石授意孔祥熙询问苏联驻华大使:“中国政府能否经过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10月中旬，陈立夫同苏联驻华使馆人员讨论了国共合作、中苏军事合作等问题。10月18日，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与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会谈。苏方声明，苏联政府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则进一步希望中苏订立秘密军事协定，以保障远东地区的和平。苏方怀疑蒋介石企图以此加剧苏日冲突，将苏联拉下水，只同意就中苏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讨论。蒋介石又提出以在中国废除苏维埃制度为前提，遭到苏方的断然拒绝。蒋介石不得已而求其次，希望苏联支持国民党达成同共产党的统一(这实际上是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以此作为条件，以便从中国西北“打通国际交通线”，获取苏联的军事物资。据此可见蒋介石对从中国西北“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重视和急迫。
二、蒋介石派邓文仪与苏谈判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
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崛起和威胁，苏联为维护自身利益，及时调整了对外政策:从推翻资本主义转变为争取同英、美等国合作反对法西斯主义。这又推动了共产国际战略和策略的转变:尽快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这一转变的标志。著名的《八一宣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王明起草，经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审阅，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的。其后，王明又发表了一些有关统一战线的文章，并在《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中第一次表示了“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救国的想法”，“这促使蒋介石于12月初派国民党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和中央委员会代表，请求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提供机会”，并与王明“就国共合作抗日救国问题进行谈判”。
1936年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邓文仪对苏联的援助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转告王明:蒋介石说，国民党军队的子弹和炮弹很少，全部储备仅够三个月战争使用。因此，“我们想从国外购买军事器材，但你们知道，英国、美国都很遥远。我们请求他们帮助，他们虽然已经表示同意，但他们毕竟远离中国，不能对他们寄予很大希望。至于苏联，我们也请求他援助我们。当然，我们并不想无偿获得，我们想获得武器、弹药等形式的某种信贷。但苏联表示，如果这将是国联成员国的集体行动，才有可能”。他进一步询问王明，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苏联能提供援助吗?”随后的会谈中，邓文仪再次向王明表示，一旦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就会封锁中国所有的海上通道。那时，“中国就不能从欧美购买武器，而唯一的来源将是苏联。因此我们希望，正是要通过中国西北从苏联那里购买武器”。
由此可见，蒋介石委派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会谈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王明打开从苏联购买武器的大门，并通过中国西北打通国际交通线，将武器运送给国民党军队。因为他十分清楚，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更密切。王明回答说，关于苏联的援助问题，国民党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并同苏联进行谈判。关于国共合作，王明则认为:第一，应互相信任;第二，南京军队与红军之间确实停止军事行动;第三，国共谈判要在国内苏区签订协议，因为“我们不了解红军今天的具体要求”，“我们不能代替毛泽东和朱德来签署这个协议”。
邓文仪与王明的会见虽未达成实际协议，但对南京政府与莫斯科的关系有某种促进，也为日后国共谈判打下了基础。苏共和共产国际认为，中共和红军的力量比较弱小，“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并建议中共中央:“停止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苏联则在1936年年底以前，拟定了以南京政府为中心团结中国各派势力的新政策。季米特洛夫在11月20日给王明的电报中，虽然表示“不允许蒋介石和国民党干涉红军的内部事务”，但同时又要求中共同意在建立全国抗日战线和着手采取具体对日作战行动的条件下，“成立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统一司令部”，“红军在共同抗日战线的规定地区执行统一司令部的命令”。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思路和政策，在“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严厉谴责张学良，竭力保护蒋介石。莫洛托夫宣称，由于苏联的干预有利于蒋介石，所以，莫斯科希望这一行动将会带来中苏关系的改善。为加强同蒋介石的关系，苏联随即决定让蒋经国于1937年3月返回中国。副外交人民委员、驻华大使等此前分别接见蒋经国，向他示好，委托他向蒋介石问候。季米特洛夫则委托他转告蒋介石:“共产党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还称赞蒋介石是“一位极能干的军事家，极出色的政治家”。苏联的上述表现和措施，得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回应。
三、《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苏联对南京政府的大批有偿军事援助
日本法西斯对南京政府日甚一日的逼迫，促使蒋介石加快了“联苏御日”的步伐。1936年1月，日本在不断向华北扩张的同时，又提出包括“中、日、满经济合作”在内的所谓“三原则”。这实际是逼迫南京政府承认伪“满洲国”。蒋介石说:“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此时他认识到“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决心“促进中苏的关系”，指示已经赴苏的蒋廷黻:“对苏交涉可以积极进行。”南京政府开始奉行“联苏御日”的方针。蒋介石希望中苏签订互助条约，苏联则希望签订苏中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前者可能将苏联拉下对日战争的泥沼，不利于苏联防御德国的侵略;而后者用“互不侵犯”来规定条约的性质则无可指责，且有国际惯例可援:“军火贸易是国际法所允许的”，不至于引起日本的过分敌视。经多次会商，苏联政府于1937年4月3日表示同意同南京政府先签订军事技术协定，内容包括:(1)苏联向南京政府“出售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为此目的，可向南京政府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可在二三年内使用，中国在10年内以本国商品，如锡、钨以及茶、丝等抵偿所得军事物资的价款”。(2)“在苏联为中国培养飞行员和坦克手。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向中国西北某一地方相应的军校派遣苏联的教官。(3)在唯一沟通苏中联系的甘肃省境内的交通线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在中国军队指挥部就这类情况提出请求时，苏联可以派出航空兵和坦克兵团连同苏方驾驶人员一起加入中国军队，以保护这条交通线”。此外，苏联还表示，应恢复和扩大鲍格洛莫夫1935年3月19日向南京政府提出的“关于在对等原则基础上成立苏中航空公司，共同管理从苏联边境经乌鲁木齐、哈密、兰州、西安、南京至上海的航线的建议”。这些内容为后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打下了基础。
1937年4月12日，苏驻华大使鲍格洛莫夫又向南京政府建议，立即开始苏中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
9月8日，以杨杰为团长，张冲为副团长的南京政府特派军事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9月9日第一次中苏会谈中，“中国要求350架重轰炸机、100架轻轰炸机、150架驱逐机。并聘请苏联重轰炸机教官15员、轻轰炸机教官10员、驱逐机教官8员、飞行教官7员、技术人员30员”，“战车要购置82辆共编成一营。重炮138门、载重汽车6辆、机踏车18辆”;并要求装备相应机械、零件、汽油、润滑油等;要求苏方派遣教官和修理员前往指导和协助。对于苏方提供的军用物资，中方承诺以锑、锡等贵金属以及茶、植物油等作为抵偿。苏方承诺，对于中国急需的武器，苏联将从苏军现有的装备中抽出一部分转让给中国。杨杰感动地说:苏方对于中方所需各种物资“尽量一次满足，且开价极低，一切愿望中国胜利之热诚处处表现”。9月21日，杨杰、张冲将会谈结果电告蒋介石:“(一)先交付飞机230架，内重轰炸机70架、驱逐机并作轻轰炸机四百公里速度160架、炸弹、机关炮、无线电报机及照相机等附件完全经新疆运归，坦克车因运输困难，暂购82辆。高射炮、坦克炮、高空御寒衣等可照拨。(二)技术人员照派。(三)所有各物13日可完竣。伏(罗希洛夫)氏令除飞机外，车炮等物资可备海轮运至海防或西贡，但须吾与法方要密洽。”1937年下半年，苏联将“大规模的武器运往中国，为国民党装备了24个师的军队。这些交易在贷款的具体协议尚未签订时就实现了”。“至1938年2月，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第一批飞机和军用物资陆续运抵中国境内。其中包括297架飞机、90门各种火炮、82辆坦克、400辆汽车及各类配件，另有大量的枪支弹药，价值为485574436美元。苏联提供的这些军火大部分是用对华信用借款支付的。”对此，蒋介石在1938年5月5日从武昌致电出使莫斯科的杨杰转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对苏联的“全力支援”，表示“无限钦佩和感谢”;同时表示:“现在中国只剩下约10架轻型轰炸机。”
另有资料表明:“从1937年10月到1941年，中国向苏联购买的飞机共1235架，各种口径大炮1.6万门，汽车和拖拉机1850辆，各种型号机枪1.8万多挺，子弹1.8亿发，飞机炮弹3.16万枚，炮弹200万枚以及其他装备和器材。”“苏联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物资价格极为便宜，每架飞机的价格仅3万美元，国民党装备一个师也只相当于中国币150万元。”
最难能可贵的是，苏联空军志愿队对中国空军的有力支援和牺牲。“到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能够参加作战的飞机只有30架，几乎丧失了战斗能力。南京政府只得向友好国家请求援助，而美国却在袖手旁观，只有苏联迅速作出了反应。10月22日，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随行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和一个轰炸机大队，共254人。他们主要担负对日空战、轰炸以及培训中国飞行员的任务。”
“12月1日，在保卫南京的斗争中，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25架歼击机，击落6架日军轰炸机。苏联飞机还在上海击沉了日军一艘巡洋舰、两艘运输船。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武汉、兰州、西安、重庆、成都等地多次执行作战任务，并且远征台北和日本本土，沉重打击了日本空军、运输船只及其地面部队。”
“到1940年，日军在中国被击落和炸毁的飞机有986架，仅1938年就有400多架被击落，这同‘苏联志愿空军的艰苦努力分不开’。在此期间，苏联有700多名空军志愿飞行员在中国作战。据统计，苏联空军志愿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939年，达425人。有200多名苏联飞行员牺牲在中国。”
同时，应蒋介石的请求，苏联还不断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来华。“到1941年初，仅军事顾问就有140多名，各种专家则有上千名。”他们“在组织部队和战斗训练方面，在建立军事服务和后勤工作方面，都给中国军事指挥部以很大帮助”。“他们还在中国军事学院授课。抗战时期，大约有 90000名中国军事学员在苏联顾问和军事教官的指导下进行军事培训。”1937年11月中旬，苏联专家帮助全线打通了从苏联经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1938年又将此路延长到咸阳，公路全长3750公里。4000多名苏联人在这条公路上服务，保证了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中国。1838年10月广州陷落后，此路成为苏联援华物资的唯一运输线。
此外，斯大林还殷切希望中国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和石油生产。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会见南京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时说:“只要中国没有军事工业，它就会一直动荡不定。谁想独立，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外国人出卖不好的武器，他们还可以完全拒绝出卖武器。”“中国想站立起来，就应该发展自己的空军和炮兵。”“仅仅指望外援是不可靠的”，“需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尤其“需要发展自己的石油生产”。他鼓励中国发展飞机制造业，并答应向中国提供发动机，“要多少给多少”。他还鼓励杨杰说:“假如我是中国人，我将号召我的人民不止抵抗3个月而是抵抗3年。在这3年内我们都将支援你们。你们将有自己的飞行员，自己的大炮，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也不能战胜中国。”他同时提醒说:“中国不应忽视任何援助，可以而且也应该向美国和德国购买飞机和机枪。盟友有坚定的，也有不坚定的。”“中国也需要从不坚定的盟友那里得到援助。”
总之，蒋介石“打通国际交通线”的方略是成功的，及时有效地获得了苏联大批军事援助，获得了苏联援华武器的全部。这些援助不仅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使国民党军队在征战场上抵挡了大部分进攻的日军;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给了亲日派以有力的打击，对振奋士气，稳定民心，起了一定的作用。毛泽东曾经肯定:“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与此相比，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之军事物资援助则少之又少。苏联飞机只是“将药品、八路军指挥员和共产国际代表运往陕甘宁特区”。中国从国外获得的所有武器“都归蒋介石支配”。蒋介石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视为争权斗争的劲旅”，在分配所得到的武器时“什么也没给他们”。在国民党所有战区都有苏联顾问，而在共产党军队里却只有几名苏联记者，并且，还要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这些记者才能到共产党那里去。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首先在蒋介石那里。他始终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视为心腹大患，能消灭则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则限制、摩擦、消耗之，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给共产党及其军队半点好处的。
斯大林对中共的力量和作用估计不足，以及对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大国的顾忌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莫斯科当然清楚，中国共产党要比国民党更亲近，1934年就开始调查援助中国红军武器的道路，在靠近中国新疆的中亚筹建相关的武器库，而且也确实于1936年第四季度在靠近宁夏的外蒙地区准备了大约600吨武器，在靠近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准备了1000多吨武器。前者因共产国际11月3日改变指示，红军未能前往;后者则因西路军中途失败而未能获得。
此后，苏联的军事援助全部运送给了国民党南京政府。苏联方面的原因是:(1)斯大林低估了中共和红军的力量。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中国共产党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争取群众也缺乏信心，认为“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很难说”。(2)斯大林有两个顾忌:一是顾忌苏联政府“同蒋介石政府订有相应的条约”;二是顾忌英、美等帝国主义大国的态度。他认为，“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有英、美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所以，苏联将全部军事援助给了南京政府。斯大林认为，苏联的这些援助，再加上英、美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败日本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归根结底，苏联对南京政府的全力军事援助，完全是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减轻其东方的压力和威胁，以便以主要力量对付德国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