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部署和结果(下)
———兼论蒋介石对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判断和防堵
作者：董汉河
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03期
蒋介石“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部署和结果(下)
———兼论蒋介石对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判断和防堵
提要:蒋介石1934年就决策部署从新疆打通苏联，以获取军事援助抵抗日军全面侵华。他先后派蒋廷黻、邓文仪、杨杰等赴苏斡旋和谈判，获取了巨大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他对中共和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意图有所判断，并全力防堵，力图消灭，给红军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和被动。这也是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蒋介石;国际交通线;部署;防堵;西路军
四、蒋介石对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判断和防堵
(一)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川北会师前后蒋介石对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判断和防堵
1935年4—5月间，蒋介石就判断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西进，似有在川西北同北上的中央红军会师，然后“进出甘、宁、青、新，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企图。胡宗南非常同意蒋介石的判断，曾多次对其参谋长于达说:“共产党为什么放弃在江西多年的根据地到处‘流窜’呢?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据地也保不住。共产党只有移到新疆或者外蒙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质援助。如果让共产党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好对付了。”胡宗南还大骂盛世才拒绝胡宗南的第一师进驻新疆，是“误国不浅”。
为防堵红军进出甘、宁、新，蒋介石对西北军事重加部署:以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为第三路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胡宗南、王均、毛炳文、杨虎城、邓宝珊及马家军等所有在西北的部队;以胡宗南为第三路军第二纵队总司令，除指挥原来的第1师之外，又增调原驻芜湖附近的第49师伍诚仁部、驻开封的第60师陈沛部、驻保定的第61师杨步飞部、驻赣东的第1补充旅王耀武部、驻北平的第2师补充旅钟松部等共3个师加2个补充旅统归胡宗南指挥。蒋介石一再严令胡宗南立即率原驻天水、陇南地区的第1师进入川西北，务要阻截红军，防止其向西北发展，并企图配合由南向北跟追而来的薛岳第二路军，消灭红军于川西北地区。
同时，蒋介石部署川军刘湘、邓锡侯、孙震、唐式遵、李家钰等部，东西夹击，防堵红四方面军南下接应中央红军。蒋介石的判断并没有错。红一、四方面军于6月在川西北会师，并制订了北上创立川陕甘根据地，“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以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
然而，蒋介石消灭红军于川西北的企图并未实现。进驻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因伤亡病疫减员近半，中央红军乘甘南和天水地区空虚之机会北上，以较小的代价于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根据地，随后与红15军团会师。
(二)蒋介石对红军东征山西企图从绥远接近外蒙的防堵
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及其直接领导的红军始终没有放弃打通国际路线的打算，并在瓦窑堡会议上决定了“与苏联取得联系”的军事总方针。11月18日，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张浩历尽艰辛，在瓦窑堡找到了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转达了“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之意见。张闻天立即给正在前线的毛泽东写信，主张尽快打通国际路线。毛泽东于12月1日复电说:“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径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到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12月23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提出分三个步骤东征山西，打通苏联:第一步，“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第二步，“到山西去”，“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致十几县的局面”;第三步，“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2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下达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要求以四十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毛泽东在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中强调说:今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及打通苏联。组织分工是:政治局多数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何凯丰随红军主力行动，进行东征;陕北由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可参加会议。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东征和打通苏联的高度重视。
2月20日，陕北红军东征山西的渡河战斗开始，进展顺利。但是到了3月份，蒋介石委派陈诚为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总指挥，率“中央军”六个师援助晋军作战，并于29日占领晋西黄河沿线各渡口，企图在黄河以东围歼东征红军主力。同时，蒋介石还逼迫杨虎城部、张学良部进攻陕北。在处于不利形势的情况下，东征红军于5月5日全部返回陕北，虽然颇有收获，但是未能实现北进绥远、接近外蒙、打通苏联的目标。
目前虽然尚无资料证明蒋介石是在蓄意阻挠红军从绥远打通国际路线。但是事实证明，蒋介石派“中央军”入晋作战，对阻挠红军北进绥远、接近外蒙起了关键作用。
有文献资料证明，东征期间，中共中央还在以另外的方式，努力与苏联联系沟通，争取支持。1936年4月9日晚8时后，至10日晨4时前，周恩来在延安“与张学良谈一夜”，打通苏联是谈判的议题之一，结果是:“派赴苏联代表，他(张学良)的由欧洲去，我们(中共)的张(学良)任保护，由新疆去。”4月1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邓发为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
4月20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闻天并致邓发，要邓发快些动身去苏联。其任务，关于军事方面的有如下各项:(一)对日作战彼我双方的共同步骤问题;(二)两军委间通信联络问题;(三)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四)技术帮助问题;(五)人员帮助问题”。由此可见与苏联沟通联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中共中央对争取苏联帮助的重视。
(三)1936年下半年蒋介石对红军西征、从宁夏及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的追堵和“围剿”
5月18日，红军西征战役开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西征战役命令中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具体而言，红军西征有三个目标:一是在陕甘宁边区扩大根据地和红军;二是接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三是打通国际路线。到10月份，前两个目标终于实现，但是第三个目标则因西路军的失败而功败垂成。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拙作《西路军失败原因综论》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曾作过较全面的论证，遗憾的是，对蒋介石的倾力追堵未加论述，本文加以补充。
蒋介石1936年在西北对红军的追堵“围剿”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重点进攻陕北，分隔红军及其友军，防堵红军打通苏联。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东边蒋介石、阎锡山三十个团向我们进攻，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对陕、甘加紧部署，企图将我们与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隔开，与东北军隔开，与苏联隔开，在西北大干‘剿共’。”此时，蒋介石部署在陕甘宁青的部队还有其嫡系毛炳文的第37军、王均的第3军、胡宗南的第1军，反共坚决的马步芳部、马步青部、马鸿逵部、马鸿宾部、鲁大昌部，以及不得不听命于蒋介石的东北军、西北军和杂牌军邓宝珊、高双城、井岳秀部，总兵力在30万人以上。红军面临的军事形势是严峻的。此后，因为6月份两广事变爆发，所以蒋介石将胡宗南等部调赴湖南，并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两广事变方面。西北局势虽然稍有缓解，但是蒋介石对红军的进攻和防堵没有停止过一天。
2．进攻陕甘宁及陕北，防堵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破坏“宁夏战役计划”，防堵红军打通苏联。7月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杨尚昆致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情况是蒋介石压迫西北各派军队，为了阻止我野战军的发展，为了阻止我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为了摧毁苏区，指挥何柱国、马鸿逵、汤恩伯、杨虎臣(城)等对我野战军、陕甘宁及陕北进攻，并部署王均、毛炳文等对二、四方面军阻拦。”
此时，红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进抵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地区，形成了逐渐靠拢的有利局面。党中央经同张学良协商后，于8月12日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是:(1)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出兵绥远，以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日战争之实现;(2)9月底前，红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或其附近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相机消灭毛炳文部和调动马步芳部队东援，以策应东北军于学忠部占领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以便打通苏联;(3)10月和11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的准备;(4)12月，以一个方面军包围陕甘宁苏区，两个方面军乘结冰过黄河，占领宁夏，打通苏联;(5)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出兵绥远，直接抵抗日军和伪蒙军，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蒋介石为阻止红军会师，并进一步控制东北军，采取分兵围堵、各个击破的办法:(1)两广事变解决后，速调胡宗南第1军由湖南兼程北上，企图抢占西兰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段，以阻止红军会师，并隔断东北军主力与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络;(2)令毛炳文第37军、王均第3军、川军孙震第41军，集结到有利地区，准备协同马步芳部和东北军一部进攻红四方面军;(3)令第25师、第49师、第51师、第140师及第3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一部，向陕甘边境南部的成县、凤县、略阳、康县地区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4)令宁夏马鸿逵部向中宁以南推进，固原及其以北地区的何柱国部、马鸿宾部向北推进，以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蒋介石的分兵围堵，特别是胡宗南部兼程西进，给红军会师造成了困难，主要是延迟了红四方面军及时北上，并造成了红二方面军北上时较大的伤亡。根据中央的相关指示精神，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曾于9月18日制订了《静宁、会宁作战纲领》。其宗旨是:“四方面军在胡(宗南)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然而，张国焘随即变卦，他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占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计划。”这一主张，虽然包含着张国焘担心到陕北后受处分的忧虑，但之所以能得到军事将领们的支持，则与蒋介石围堵红军的军事形势有着直接的关系。徐向前晚年回忆说:“从军事观点来看，我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因此，漳县会议同意了张国焘的意见。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部队开始行动，准备从永靖、循化一带西渡黄河。后因中央来电劝阻，并于9月27日明令禁止四方面军西渡:“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源地域，从靖远渡河”瑐瑡。此外，徐向前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从循化、永靖地区渡河后，地形和气候均不利于部队行动。9月29日，四方面军总部终于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但这一反复，使部队的行动比原部署延迟了十来天，让蒋介石得以从容部署对北上红军的阻击，对红军之后的行动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被动。造成这一反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蒋介石速调胡宗南等部重兵围堵，是不可否认的原因之一。
3．组织“通渭会战”。目的是要在西兰通道地区，给红军以致命打击，破坏中共中央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10月2日，红一方面军第一师进占会宁。8日，四方面军第4军先头部队与红一师部队会合。9日，四方面军指挥部抵达会宁，受到红一师师长陈赓及所属人员的热烈欢迎，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但此时的军事形势不容乐观，因张学良向我党中央通报，蒋介石正在组织“通渭会战”。“其计划布置如下:胡宗南由秦安进，毛炳文由陇西进，关林中(即关麟征)由宝鸡转向陇县，于学忠两师向定西，董英斌集两师于固原策应，庄浪由王一哲先派一团固守。”张学良通报说，“蒋介石有意抽固原部队到平凉，使全军集力作战”，“估计胡(宗南)将紧随我军后，破坏我宁夏战役，建议集中抗击胡敌”。
朱、张、徐、陈于10月10日向中央建议:“首先争取以一、四方面军一部，从靖远地区西渡黄河，而后三个方面军的主力跟进，夺取宁夏;如渡河不成，则在西兰通道地区与胡、毛、王、关敌进行部分决战，拖延时间，待黄河结冰后再行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将制订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又称“宁夏战役计划”)致电“朱、张两总并告彭、贺、任、徐、陈”。其要点是:1．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加速造船，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2．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组成扇形运动防御，迟滞敌前进，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在我手中;3．二方面军在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以及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陆续休整，派支队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4．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之枢纽地段及豫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策应二方面军北上静隆线;第一师及陈漫远支队暂在黄河、海源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28、29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完成北进宁夏的侦查任务;5．攻宁部队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之。其余部队向南防御;6．攻宁开始时机，以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11月10日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4．蒋介石到西安督战，企图歼灭红军于甘肃、宁夏边境地区。10月中旬前后，就在红一、二、四方面军分别在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准备宁夏战役时，蒋介石却认为到了消灭红军的“最后五分钟”，倾力部署对红军的进攻。他先是令十几个师，乘红军从会宁及其东西地区北移时，由南向北大举进攻;22日，又亲自赶到西安督战，部署对红军从南面四路进攻，从北面四处防守。四路进攻是:以毛炳文第37军两个师为一路，王均第3军两个师和关麟征第25师为一路，均经会宁向靖远攻击前进;胡宗南第1军4个师为第三路，经静宁向打拉池、古西安州担任主要突击;王一哲、何柱国指挥东北军步兵约5个师、骑兵3个师及马鸿宾第35师残部为第四路，由隆德、固原地区北进，保障胡宗南右翼安全。四处防守是:靖远城由邓宝珊新编第1军一部固守;一条城由东北军第114师从兰州附近进抵防守;中卫、中宁及其以东地段河防由马鸿逵新编第7师防守;中卫、靖远段河防由马步青骑兵第5师防守。
蒋介石这样部署的目的是防堵红军渡黄河北进或西进;进而在黄河以东、会宁以北的狭小地区歼灭红军。蒋介石虽未完全达到其目的，但却给红军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和极大的困难。
(1)敌相继攻占华家岭和会宁城，红5军伤亡887人，副军长罗南辉牺牲。敌人仰仗优势兵力和步步为营的战术，在敌机配合下向红军迅猛进攻。22日，敌毛炳文第37军攻占华家岭;23日，又继续猛攻会宁城，扼守会宁城的红5军对防空注意不够，遭敌机猛烈轰炸，先后共伤亡887人，几乎占其兵力的四分之一，军政委黄超负伤，被迫于当日放弃会宁。四方面军指挥部火速从左右两翼抽调四个团的兵力，会同红5军扼守会宁城北的二十里铺、三十里铺阵地，填补了缺口，继续阻敌。幸亏敌人暂时未摸清虚实，未敢贸然沿靖会大道向靖远突进，否则，正在组织渡河北进的红30军将腹背受敌，渡河计划将遭到破坏。
(2)迫使中共中央重点“集中注意力于击破南敌”。10月24日夜半，红30军西渡黄河成功。25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汇报说:“三十军昨晚渡河已得手，本日黄昏前可渡毕，第九军继续。”并提议:“四方面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抗击会宁之敌。”同日，毛、周致电“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指示说:“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中注意力向北。”
(3)迫使彭德怀部署的海(源)、打(拉池)战役等几次企图击破南敌的伏击战未能实现。中央军委为阻止南敌追击并加强对各部红军的统一指挥，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准备组织海(源)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30日7时，彭德怀提出海打战役计划，中央军委立即批准了这一计划。然而，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其原因，传统的说法是归罪于张国焘，有著作云:“30日，张国焘却命令第四军撤至贺家集、兴仁堡，第三十一军撤至同心城、王家团庄;第五军已经西渡黄河，因而海打战役的部署未能落实。”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的说法与此大体一致。
近些年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时任红四军政委的王宏坤晚年说:“我们从蒋家大路往北撤的时候，上面曾决定由彭德怀同志统一指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和我们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集中在海源、打拉池一带歼灭胡宗南一两个师。但是，同时来的敌人除了胡宗南部，还有王均、毛炳文、关麟征等部，敌人很集中，我们打不了敌人，于是继续向北移。有人说，这一仗没有打是因为张国焘发电报秘密命令王宏坤撤退，破坏了作战计划。但是，事实上，我没有接到过这样的命令，有电报以来，我也从来没有单独接到过张国焘给我的电报命令。”有研究者也认为，“认定张国焘或者说红军总部将红四军调离，破坏海打战役计划，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历史事实是，“红四军(10月)31日晚12点前还在打拉池”，“红三十一军31日仍在前敌指挥部指定的集结地”，并未离开前敌指挥部的指定位置。海打战役受挫，“问题在对敌军几个师的重兵集团进攻严重估计不足”。
的确，敌军当时的进攻不但十分凶猛，而且十分严密。10月27日深夜，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朱绍良下达命令:胡宗南的第1军、王均的第3军并附关麟征第25师和沈久成第140师、毛炳文的第37军、邓宝珊的新编第1军、于学忠的第51军某师，分别向打拉池和靖远方向“猛力追击”和“截击”红军，企图“迅速行动”，将红军“压迫于靖远南北黄河东岸地区，一举歼灭”。
28日夜，蒋介石又亲自下令，加强了进攻力度，严格详细地规定了进军路线和到达时间。一是增加了王一哲的两个师，向干盐池追击，限4日到达，“掩护胡军之侧背并策应之”;二是将朱绍良命令中的胡宗南部“以二师及军直属各部停止于界石铺”等地“待命”，改为“胡军长宗南督率主力”，“经大山川……打拉池之道向黄沙湾追击”，限6日到达;三是将朱绍良命令中王均第3军“以二师兵力编成追击队”，改为“王军长即率该部”“向靖远追击前进”，限5日到达。这就形成了由东向西、以密集阵式、相互紧靠、多路推进的猛烈进攻态势。应该说，蒋的进攻计划不但更有力、更严格，而且更完整、更严密。
蒋介石的上述命令及猛烈进攻态势，不但迫使彭德怀10月30日提出的海打战役计划未能落实，而且，11月初部署的在海源以北、同心城以南消灭胡宗南一两个师的计划，以及其后在麻春堡、关桥堡地区设伏诱歼胡宗南的计划，也均未落实。
(4)迫使红5军西渡黄河，割断黄河两岸红军，并使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选择孤军西进河西走廊。10月30日，“南线敌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渡口的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至河西的三角城地区”。至此，河东河西两岸的红军被敌割断。
11月3日，因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不再从外蒙方向提供援助，改由新疆方向提供援助，使黄河西岸的红30军、红9军、红5军及四方面军总部(11月11日后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面临西进或东返的选择。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之所以选择孤军西进河西走廊，固然有共产国际的导向和对马家军的轻视等重要因素，蒋介石部署重兵在黄河东岸防堵，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徐、陈，通报敌情，征求意见:“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战役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徐向前说:“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集军政委员会讨论。”“大家赞成我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向中央表了态。”因敌毛炳文第37军于11月18日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朱德、张国焘也致电毛、周:“认为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他们只有占领永昌、凉州地区，与新疆办好外交，背靠那方。”毛泽东、周恩来于11月15日最终同意西路军向凉州西进。
5．蒋介石派毛炳文第37军渡河追击西路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决策;派飞机到古浪、永昌助战，派杨德亮补充旅到凉州督战，给西路军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和损失。11月17日，敌毛炳文率第37军“开始渡河，十八日可渡完，先集结锁罕堡、大小卢塘，再向大靖进”。中共中央因此致电徐、陈，指出“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不利”，要求“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并“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这是西路军进行古浪战斗以及在永昌停留的原因之一。
古浪战斗期间，蒋介石曾派第15航空队出动飞机前往督战、助战，后又派飞机到永昌轰炸，给西路军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和损失。敌杨德亮补充旅在凉州地区督战，迫使马家军更加拼命追堵西路军，唯恐蒋介石找借口派中央军进占其地盘。这些都给西路军增加了压力。
6．蒋介石暗地授意马家军加快进攻步伐，彻底消灭西路军。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路军奉“军委主席团”命令从山丹、永昌地区继续西进，准备打通国际路线。国共谈判开始进行。此时，蒋介石采取反革命的两手对付中共和红军。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蒋介石的代表将红军的编制和人数压到最低———从中共要求的四个军，压到最后的三个师;将红军的驻地限制在贫瘠、无回旋余地的陕甘宁边区。“从战略上着眼，当时红军急需得一人口稠密、物资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以便养精蓄锐，扩大力量，担负起伟大的抗日战争任务。中央一致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甘西，不言而喻，正是我党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索取河西地带的‘资本’。”为此，中央领导曾多次电示我方谈判代表，要求蒋介石“停止马步芳(对西路军的)进攻”，“令马军让出凉州以西各城”。这是军委主席团让“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西进”的重要原因。
然而，视地盘如生命的军阀马步芳，绝不会让红军占据自己的地盘，从未停止过对西路军的进攻;此时见西路军兵单势孤，马家军的进攻更加猖狂，一定要将西路军置于死地。这正合蒋介石的心意。因为马家军消灭了西路军，不但堵截了红军打通苏联取得军事援助的道路，而且可有效削弱中共的军事实力，使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少编一个师。国共谈判中，中共一直要求将西路军改编为一个军或一个师，后因西路军失败作罢。
总之，蒋介石打通苏联获取军事援助的决策部署比中共早了两年，占了先机，因为更能满足苏联“拖住日本”的战略需求，获取了苏联对中国的全部军事援助。他对中共打通苏联早有判断和防堵，给中共和红军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和被动。这也是西路军失败的两大外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