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回忆录和采访调查著作的价值及局限性
———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审读意见》谈起
作者：董汉河
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04期
西路军回忆录和采访调查著作的价值及局限性
———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审读意见》谈起
提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审读意见》体现了四个原则：1．依据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严格把握政治分寸‚将“张国焘路线”之类的不实之辞全部删节；2．将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分析等议论性文字和不妥当的字句删节；3．删节了容易产生误解或麻烦的内容；4．删节了少量与西路军无直接关系的内容。西路军回忆录及相关调查采访著作的史料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1．其专题性‚为相关阅读和研究者提供了方便；2．其真实性‚为研究和写作党史、军史提供了有益的补充；3．其具体性‚为了解和撰写革命历史人物事迹提供了线索和生动资料；4．其丰富性‚对了解革命历史的复杂性有益。其局限性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往往冠以“张国焘路线”等不实之辞；二是由于回忆者、口述者及撰写者个人身份、视野、经历、文化背景及记忆力的局限‚往往不够全面‚甚至有疏漏和错讹。克服这些局限性‚需要与多种材料特别是文献资料核对‚也需要新材料、新成果的出现‚需要时间。发现错讹‚应及时修订。
关键词：西路军；回忆录；调查采访著作；价值；局限性
革命回忆录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是革命史的血肉‚绝大多数可作为口述史资料‚对理解革命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裨益。多年来‚国内革命回忆录的发表和出版‚程度不同地起到了上述作用‚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同时也存在某些缺点‚诸如‚由于历史及作者视野、思想水平和文化背景的局限‚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政治把握不够准确和全面；对亲者和尊者的回忆录‚程度不同的溢美或避讳现象；对已有定论的错误路线领导者‚往往不加分析地将一切失败或过错的责任全部归罪于他们；等等。这些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为了纠正和避免上述缺点‚相关部门决定‚涉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著作‚在出版前进行申报‚请相关专家审读后再行决定出版与否。说实话‚作为一名长期进行西路军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笔者曾对此有过顾虑‚担心会不会因此影响西路军相关著作的发表和出版‚会不会影响学术界的争鸣和出版业的繁荣。《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的相继审读通过和正式出版‚打消了笔者的上述顾虑。在认真研读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相关专家对《〈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审读意见》（后文简称《审读意见》）之后‚笔者从中获得许多教益和启迪‚对相关革命回忆录的价值和局限性‚有一些思考和归纳。本文不揣冒昧‚略陈于后‚与相关研究者、编辑和出版者共享。笔者对西路军进行过长期的采访调查和研究‚除学术论文外‚还根据采访调查的相关材料‚出版过相关著作《董振堂》《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路军沉浮录》等‚对拙作的成功与不足有一些反省‚检查了其中个别的误信和误记‚并进一步思考了其价值与局限性。本文亦不揣浅陋‚略加阐释‚恭请指教。
一、有益的启示
《审读意见》大体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简明的引言；第二部分是31条具体修订意见。这两部分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对西路军的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是准确全面地审读相关书籍并决定出版与否的大前提《审读意见》引言部分只有简短的两小段。第一段简要客观地阐述西路军形成和失败的情况‚原文如下：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结束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会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西路军2.18万人深入河西走廊‚遭到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剿’。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和物资补充‚孤军作战‚在敌众我寡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
笔者将这一段引言‚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一卷上册的相关段落比较‚二者的基本内容和性质把握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不同的需要‚前者更简要‚而后者更详细一些。这段引言只用180个字‚便将西路军的组成背景、时间、人数和失败原因‚既具体准确又十分简明地讲清楚了。我们不能不由衷地钦佩审读专家的学术造诣和文字功底。
引言的第二段‚是对西路军英雄气概、献身精神和贡献的简明肯定‚原文如下：
“西路军所属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支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顽强奋战‚视死如归‚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这一段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510～511页关于西路军的结论‚是一致的‚只是最后一句稍有变动‚将书上的“西路军干部战士…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末尾半句改为“在党和人民的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文字各有千秋‚但实质并未改变。
引言看似简单‚但每一句都包含了真实深厚的历史内容‚每一句都有无可辩驳的一手文献资料作依据。比如‚引言第一句说：“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指示‚于10月下旬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就有大量的电报文献依据‚其中有中共中央和军委于1936年10月8日发出的《十月份作战纲领》（俗称“宁夏战役计划”）；10月1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为四方面军搜集造船材料》的电报；10月14日朱德、张国焘致“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十月份作战纲领》”的电报；10月20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四方面军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电报；10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彭德怀转朱德、张国焘《首先注意宁夏战役的准备与部署 》的电报；10月25日彭德怀致毛泽东《关于三十军渡河后三个方面军的作战部署 》电报；10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 《关于三十军、九军渡河后的行动》电报‚等等‚至少十几份。再如第二句：“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就以“中央及军委”11月11日《关于组织西路军及其领导机构的电令》为据。引言中有的话‚如果展开论述‚就是一篇学术论文‚如西路军“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这一观点‚不但有《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等学术论文和著作作过相关论述‚还有专题论文《论西路军对河东战略行动的有利策应》作过论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及相关的革命回忆录、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已出版的相关著作‚已经充分证明了《审读意见》引言的正确性‚而且还将有著作继续证明、补充“引言”所说的一切。
正是基于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上述依据‚专家在认真审读过《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 》之后‚才得出肯定的结论：“该书基本上是西路军老同志已发表的回忆录汇编‚从总体上看‚没有政治观点问题‚可以出版。”
当然‚《审读意见》不是学术论文‚不是西路军专题史‚不可能说得那么全面、深入和细致。而且‚随着相关文献资料的发现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拓展‚对西路军的认识还会有新的提升和发展。比如‚文献资料证明‚西路军的形成、命名和西进河西走廊‚不仅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一致意见‚也包括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既是苏联预防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要求‚也是中国红军生存、发展和抗日的要求。1936年11月3日之前‚共产国际先是准备从外蒙方向援助中国红军‚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准备了“1.5～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中共中央和军委也计划通过宁夏战役靠近外蒙‚接应这些援助。然而‚11月3日‚共产国际突然改变了援助方向和路线。其“书记处及王明、陈云”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现已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 （密 ）‚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受？并请告如何接受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这就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考虑从河西走廊方向打通国际路线‚并征求各方红军领导人的意见。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完全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完成“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徐向前、陈昌浩也认为：“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及军委才命令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的。
再如‚《审读意见》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概括为一句话：“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和物资补充‚孤军作战‚在敌众我寡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这是正确的‚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一册中的相关见解完全一致‚但尚欠完善。新披露的文献资料和相关研究表明‚对西安事变的策应以及共产国际对其性质的误判‚对西路军失败的影响是致命的。从国内看‚为策应西安事变这一事关中国抗日全局的事件‚中共中央曾几次指示西路军东返或原地待机‚从而延误了西进的最佳时机‚消耗了西路军的力量。更为要命的是‚由于苏共中央将西安事变误判为“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故改变了原来的承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示陈云等停在边境‚等候指示”。陈云是作为“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滕代远等五人‚于1936年12月8日离开莫斯科‚前往新疆运送支援中国红军的武器‚接应西路军‚12月中旬到达霍尔果斯口岸‚并“看到了苏联当局准备供给西路军的坦克、大炮和其他弹药武器”。他们却奉命停下来等候指示‚一直待到1937年4月18日‚才又奉命进新疆接应。此时西路军已经于3月12日宣告失败‚陈云接应到的只有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417人。应该说‚共产国际或者说苏联当局由于对西安事变的性质的误判‚改变了原来的承诺‚是导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临泽、高台地区进退维谷、停滞失败的一个致命原因。
上述两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出版后‚西路军研究的新进展‚并被相关专家肯定‚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主办的《党史研究参考》刊登。《审读意见》在谈到西路军失败原因时未能概括进去是很正常的‚并无大碍。笔者的想法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在不断发展‚永远不可能穷尽和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已经汲取了党史研究的许多科学性很强的新成果‚有质的提升和飞跃‚非常可贵。笔者每每研读‚都十分钦佩‚希望有机会再版时‚能将相关的新成果补充进去。这不但可以使相关章节段落更加完善‚而且有利于消除对西路军形成和失败原因的某些误解和误判。例如‚在西路军摘去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之后‚有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香港的一家杂志诬说是毛泽东有意让西路军失败。对此‚笔者曾在 《西路军失败原因综论———兼驳“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 ”》一文中作过批驳和阐释‚但当时因材料所限‚有尚欠充分之憾。如果读读一些相关的新成果‚上述误判、误传当会不攻自破。
（二）严肃负责的态度和严谨扎实的学风‚在政治上恰如其分地把握书稿的分寸‚技术处理合适
已经公开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分上、下两册‚共104万字。未经删节的送审稿‚字数更多。审读专家硬是以高度的责任心‚逐篇、逐段、逐句地审读‚具体提出了31条删节意见。这些意见大体可归纳为四类：第一类‚依据中121西路军研究共中央批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严格把握政治分寸‚将“张国焘路线”一类的不实之辞全部删节。
例如‚对程世才《关于西路军的材料》的处理意见。程世才是西路军之三十军军长‚他的这份材料含有许多有价值的史料‚然而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材料中也有些空洞的大帽子和空泛的议论‚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阐释亦有人云亦云的不尽科学之处。因此‚审读专家提出了如下删节意见：“文中第一个大标题是‘西路军组成与张国焘路线’。这个标题之下的第二个小标题是‘张国焘的动机’‚但标明缺这一部分‚据44页编者说没有找到。西路军的组成与张国焘是没有关系的‚这两个标题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认为西路军的组成与张国焘有关系。第一个标题下只留西路军的组成这部分内容‚其他删去。第三个大标题‘西路军为什么失败呢？’之下全部删去。在这里不讨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这些意见是很高明的‚它既规避了对读者的误导‚又保存了有价值的史料‚并基本保持了文章的完整性。不但编者、读者应该感谢审读专家‚就是作者程世才将军地下有知‚也会满意的。又如‚在吕黎平《石窝分兵》一文中删去了两句话：“五个月前‚西路军是一支有19000人的劲旅‚而今天却惨败到了这样地步！血的事实证明：离开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这两句话有两个错误‚一是将西路军的失败归咎于“离开了党中央正确路线”‚二是将西路军五个月前西渡黄河的21800人‚说成19000人。删去是妥当的。其他的如‚戴克林的《回到党的怀抱》‚黄良诚的《严峻的考验》‚喻新华的《回延安》‚王恩舟的《毛主席关心红军西路军指战员》‚李天炳的《陷于绝境以后》诸文中‚都恰如其分地删节了少量将西路军的失败归罪于张国焘路线的不实之词。
第二类‚删去了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分析认识等议论性文字和不够准确的字句。例如‚在郑维山《悲歌风雪祁连山》一文中‚从天时、地势、敌情、民情等方面分析探求西路军失败原因的文字约1500字‚全部删去。再如‚程世才的 《历史的结论》一文‚回忆了毛泽东在1937年底接见从新疆返回西路军部分领导时‚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然对具体原因的分析有其客观性‚但两次强调“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已被大量历史文献所否定；说张国焘“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 ”等‚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删去是合适的。张官朝《红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的回忆》“历史的教训 ”一部分‚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三条教训‚大都是议论性文字和个人见解‚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删去也是对的。又如黄火青在《踏上西征的道路》一文中‚回忆了西路军为敌马禄等部解围几件事‚最后说了一句否定性的话：“这就是所谓的‘统战工作’！”主观情绪性较强‚是否准确亦有待研究‚删去是可以的。其他如‚饶子健：《西渡黄河路漫漫》一文第三段‚《审读意见》也删去了两句内容不够准确和容易引起误解的议论。
第三类‚删去了容易产生误解或不必要的麻烦的内容。最典型的‚就是删去了李良兴写的《陈海松政委在西进途中》一文。该文主要回忆了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古浪失败后‚在永昌被撤职挨整‚又在梅家寺恢复指挥权力的经过‚有点史料价值‚对研究写作陈海松的传记也会有所裨益‚但估计是因为涉及陈昌浩、王树声、曾传六等人‚不利于团结‚甚至会造成某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删去了。其次‚在黄火青的《石窝突围》中‚删去了最后的四个自然段落‚约800字‚内容主要是石窝突围后‚曾日三、黄火青、刘瑞龙等人提意见‚与李特、黄超争吵‚曾日三奉命带张琴秋、刘瑞龙、熊国炳、孙玉清、魏传统等由一连人保护离开左支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估计是因为涉及不同意见和人事纠葛‚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也删掉了。第三‚谢良在《艰难曲折的东归路 》中写道：“其中有一个是三十军的参谋长……向敌人投降‚做了不少坏事。……现在是某兵种的顾问了。其他人我都不认识。”因只是个人看法‚并非组织结论‚删去显然是严肃负责的作法‚不删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其他如‚王定烈的《从地狱归来》‚毛培礼《参与救治、收留红军伤病员的回忆》‚康立泽的《毛主席关心西路军指战员》‚方槐的 《党中央营救我们回延安》‚也都删削了少量容易引起误解或麻烦的词句和个别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者高岗、王明、康生的姓名。有的作为史实删去虽然有点可惜‚但从政治角度考虑也可以理解。
第四类‚删节了少量与西路军无直接关系的内容。例如‚在黄火青的《踏上西征的道路》一文中‚就删去了如下一小段：“我们一到会宁‚就听说中央要组织宁夏战役。我在朱总司令处见到陈赓‚他当着朱总的面叫我跟他走‚我当时心想‚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合了‚又马上要去打仗‚从顾全大局考虑‚一方面军的人如果都跑回去了‚恐怕不利于团结。因此‚我就没有表态‚想等打完仗再说。”这一段‚对黄火青个人而言是重要的‚但因与西路军无关‚在专门反映西路军的回忆录中删去是可以的。不过有一点小疏漏：未删干净。后面一段又一次说到“如果陈赓要我跟他走时。…… ”显得突兀‚让读者莫明其妙。再如‚宋侃夫的《天下红军是一家》‚内容主要是通过毛泽东、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相关话语和历史事实将包括西路军在内的红四方面与张国焘严加区别‚对某些回忆录、传记、小说、戏剧等文章中违背历史真实的现象或倾向‚作了分析批评‚讲了“天下红军是一家”的道理‚因“内容多不是西路军的”‚审读专家认“可以删去”是有道理的。另外阎保绿《我在河西五十年》中‚“三中全会后的幸福生活”一节的确“和西路军没有什么关系‚可以删去”。肖汝存《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我全家》删去了最后三小段与西路军无直接关系的内容。李天榜《回眸血染的征程 》最后一小段主要讲“文革”后党的政策的落实和作者处境的改善‚虽然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有点价值‚但因与西路军无直接关系‚删去也是可以的。刘金城《西路军失败后的坎坷历程》最后一段讲作者建国以后的经历‚确与西路军无直接关系‚删去是对的。
从历史事实和实际效果看‚上述四方面删节原则都是正确的‚规避了历史的局限性对读者的误导‚文字更干净了。删节的内容‚虽不敢说百分之百准确‚但起码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删节的篇幅极少：《中国红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送审稿共收文章297篇‚2篇被删‚只是总篇数的0．7％；全部删节的文字共约一万字‚不到总字数的1％。
那么‚现在出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有什么价值呢？
二、西路军专题回忆录及相关调查采访著作的史料价值和局限性
革命回忆录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者多着眼于它的宣传教育价值‚有的革命回忆录则因其较高的文学价值‚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专门论及其史料价值者极少。本节主要从西路军研究的角度阐述西路军专题回忆录及相关调查采访著作的史料价值和局限性
（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的史料价值
1.其专题性‚为阅读和研究者提供了更多方便。这是众多西路军幸存者的专题性回忆录‚绝大多数都曾出版或发表过‚这次编辑出版时编者作了许多完善。首先是按西路军这一大的主题‚对众多回忆录进行筛选‚与西路军无关者‚一律不选或进行删节。这一点得到审读专家的肯定‚并且根据专家的相关意见作了进一步删节‚专题性更强了。其次‚在西路军这一大专题下‚又按内容和时间顺序‚按若干小专题分类进行编排‚虽未加小标题‚但每一类之间皆用空行加以区分。这样的分类和编排‚为西路军的研究和阅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有利于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回忆进行对比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2．其真实性‚为研究和写作党史、军史提供了有益补充。中央党史研究室首任主任胡乔木同志对编写党史曾提出过一些具体要求‚其中“四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要多用一些新的事实。对于这种事实‚一定要有新的见解‚对于事实的描述和分析要有新的认识。二是要有生动的场景描写。把历史过程写得比较生动‚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三是要有名人逸事。党史要写好人物‚如写陈独秀‚使人感到是一个活生生的陈独秀。四是要有提神之笔。过程要有波澜起伏‚不能写成死水一潭；议论要有新思想‚不能总是陈言老调”。革命回忆录对上述四点都会提供有益的补充和参考。
3．其具体性‚为了解和撰写革命历史人物的事迹提供了线索和生动资料‚有的甚至会对某些重要情节起校正作用。革命历史人物‚特别是革命烈士‚他们的一些革命经历和事迹‚生前无记载‚后因本人牺牲或者去世‚当事人对他们的回忆就显得弥足珍贵。比如‚红五军军长、著名烈士董振堂的传记‚就是二十多年前笔者主要通过采访何长工、李卓然、王幼平等几十位革命先辈对他的回忆写成出版的‚而且因为有血有肉又较严肃‚既受官方肯定‚又受读者欢迎。如果单靠极少数的文献档案‚恐怕连一万字也写不出。更重要的是‚有的回忆录为革命历史人物的某些经历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甚至能回答一些疑难问题。比如‚作为西路军的十一名军政委员之一‚熊国炳为什么会离队流落？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为什么会独自一人在酒泉南山的观山河谷被俘？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为何会离队游击牺牲？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为什么会离队被俘？这些疑问都长期得不到具体合理的解释和回答。黄火青的相关回忆录为此提供了重要线索。原来他们是在石窝分兵后的第三天带一连人单独行动后‚或牺牲‚或被俘‚或孤身流落的。
对某些重要情节起校正和澄清作用的典型事例‚是董振堂的牺牲情况。社会上流传的主要说法是‚高台城失陷时‚他带几个警卫人员跳城突围负伤‚为不被包围上来的敌人俘虏‚他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甚至一本专写董振堂的文学传记‚书名就叫《最后一颗子弹》。因缺少当事人的见证和回忆‚拙作《董振堂》在写他牺牲时也只好含糊其辞地写为：“子弹打完‚壮烈殉难！”直到亲自救护过董振堂并目睹他牺牲的林炳才的回忆录发表后‚我们方知董振堂是中弹后牺牲在高台东南角城墙外。
4．其丰富性‚对了解和研究革命历史的复杂性有益。以往对革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主要依据文献资料‚诸如党的会议决议、历史决议、相关文件和电报等。这当然十分重要‚因为这些大都是决定方向、路线、政策等大局的‚是革命史的骨干‚但往往对革命史的丰富性、复杂性了解和研究不够。这是造成以往的革命史著作存在程度不同的概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革命回忆录对了解和研究革命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丰厚的基础。由于封建观念和极左思潮的影响‚过去很多人往往把被俘和背叛混为一谈‚将女战士的失贞与政治上的变节相等同。而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绝大多数西路军幸存男女将士的亲身经历证明：被俘不等于背叛‚生活上的失贞不等于政治上的变节。对于前者‚“文革 ”结束后‚已基本上不是问题。对于后者‚在人们的观念中仍程度不同地存在问题‚至少认为失贞是不光彩的。为此‚我不得不举两个例证‚说明失贞的复杂性。失贞者是令人同情的‚一些生活上的失贞者‚依然是宁死不屈的战士和令人崇敬的英雄。例如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演员黄光秀‚被俘后受到马步芳的宠信。她利用马步芳‚给被俘的女战友王定国等开出了通行证‚从西宁羊毛厂救出了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难道她生活上的失贞‚能被视为政治上的变节吗？又如党文秀‚被俘后马步芳把她分配给传令兵马威。党文秀携枪逃跑被抓回。刽子手马有福在行刑前将党文秀奸污‚党文秀大骂敌人‚英勇就义。她难道不依然是宁死不屈的英雄吗？
（二）相关调查采访著作的史料价值
有关西路军的调查采访著作出版过数种‚其中史料价值比较大的‚有《悲壮的征程》《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部悲歌》《血染河湟》《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祁连雪》等。那种虽有采访调查‚但有演义和虚构内容的著作‚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之内。为节省篇幅‚本节主要以拙作《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后文简称《蒙难记》）为例。
最先发表《蒙难记》的《西北军事文学》编辑部和最早出版《蒙难记》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及许多评论家和作家的评论‚一直到2001年第一届徐迟报告文学评奖‚都将《蒙难记》看作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笔者完全同意这种体裁定位。那么‚作为报告文学的《蒙难记》与当事者写作的回忆录有什么区别和本质上的一致性？它的史料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和相关回忆录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有作者当下的观照、思考、议论‚而后者则一般没有；至于非虚构性文学描述‚前者一定有‚后者则不一定非有不可。
以文证史‚中国不乏先例。一些历史学家‚用《诗经》来考察论证历史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本文所说《蒙难记》一类著作的史料价值‚不是从以文证史的角度来讲的‚而是单从历史的真实性而论‚就是说‚去掉了当下的观照、思考和议论‚其内容仍有史料价值‚而且这种史料价值丝毫不比相关回忆录差。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是早已被文学创作界和评论界所接受和坚持的主流理念。笔者正是严格秉承这一理念进行《蒙难记》写作的。发表后‚一些评论家和作家认为‚《蒙难记》最大的长处就是其真实性‚评论家周政保在解放军报发表的相关评论‚题目就叫《真实的魅力》。《蒙难记》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根据作者长达九年的采访调查写成的‚部分内容则引自西路军研究相关档案和对当事人的调查笔录。发表时‚所有被采访者都健在‚无人对其总体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相反‚原西路军妇女团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甚至当面鼓励作者可以写得更大胆些‚因为“文革”中她们什么都交代过。有一位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战士‚被俘后因编入国民党部队赴缅甸抗日‚流落云南省保山县‚根据《蒙难记》提供的线索和西路军幸存战友的证明‚被确认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的身份‚受到党和政府的优抚。
真实性是《蒙难记》一类著作的灵魂和核心价值。知名作家王愿坚在评论《蒙难记》时指出：“作者以一种真正的历史感和责任感‚真诚地写‚写了真诚。”“这种历史感特别客观‚特别准确‚特别强烈。”评论家冯立三指出：“作品对西路军女战士奉命流落、战败被俘、惨遭迫害的描写‚毫无讳饰‚惊人地真实‚令人目不忍睹。许久不见这种满怀革命义愤揭露敌人残暴的文字了。不写血肉相搏的阶级斗争则已‚若写‚这种文字决不可少。”“着力表现蒙难西路军女战士凛然难犯的正气‚万难不屈的信仰‚使作品于苦难的描写中依然轰响着斗争的主旋律。这不完全出自人为的选择和强调‚主要的是如实表现蒙难不屈的女战士的精神世界行为特征的结果‚这种来自于周密的调查研究‚其客观真实性完全可以由人物经历、环境、行为动机、方式、结果的相互印证得到逻辑证明的描写‚使人不能不相信：被俘的生活依然可以是战士的生活‚忠贞的被俘者依然不愧为忠贞的革命者。”
这种真实性‚必将推动党史的开放性研究。冯立三先生说：“1937年3月‚西路军悲壮惨烈地全军覆没于河西走廊。这段历史‚过去一向讳莫如深‚知之者甚少。感谢董汉河同志‚因其创作《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能淹没的危险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这部作品必会产生如下的反应：首先‚它将推动党史、军史对西路军的开放性研究‚并将郑重写进党史、军史。过去‚视有若无或以三言两语敷衍之‚可以理解‚今后再如是‚将为世所耻笑。”冯立三先生看得很准‚拙作发表之后‚不但出现了一些关于西路军的纪实性著作‚而且‚也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公正地将西路军郑重地写进了军史和党史。诸如‚《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专辟“西路军的英勇斗争”一节‚用5万余字真实地记录了西路军的来龙去脉、斗争历史和教训；《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也专辟“西路军转战甘北 ”一节‚用1万余字并一张附图、两页附表‚反映西路军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浴血苦战的历程和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则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一节‚用两千字简要客观地论述了西路军的形成、命名和“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十分明确地肯定了其性质和作用：“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民尊敬和纪念的。”当然‚这些进展主要是中共党史、军史专家们深入研究的结果‚《蒙难记》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也是存在的。
就具体的史料价值而言‚《蒙难记》一类著作和相关回忆录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上一节对相关回忆录概括的四个方面的价值‚它都具备。当年全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唐达成在评论《蒙难记》时就曾十分肯定地说：“即便以史料价值来讲‚它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可惜我对此长期未引起重视‚直到2007年我主要根据拙作《蒙难记》和《西路军沉浮录》中的资料‚加注资料来源‚写成学术论文《西路军被俘将士遭残害者人数、地点及原因考》发表‚才较为充分地认识到《蒙难记》一类调查采访著作的史料价值和其中包含的学术性。
（三）西路军回忆录及相关采访调查类著作的局限性及其校正办法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以及口述和撰写者身份、视野、经历、文化背景等个人局限‚西路军回忆录及相关调查采访著作‚也会有缺憾、纰漏‚甚至错讹‚须认真地与相关档案文献及当事人核对‚甚至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检验‚方可作为正史研究的可靠资料。
1．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都受历史条件的制约‚都有时代的局限性。
西路军的回忆录及相关调查采访类著作也都会有时代的局限性。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从西路军失败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几十年中‚凡涉及西路军的著作‚包括西路军回忆录‚无不冠以“张国焘路线”之类的不实之辞‚有的甚至还牵强附会地进行分析和论证。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极为复杂。其中包涵西路军形成和失败时‚国际国内背景的复杂性‚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有历史原因‚也有政治原因。要弄清这个问题‚正确吸取其中的教训‚须全面详实地占有可靠资料‚进行科学分析‚需要专题学术论文来完成。本节主要就西路军回忆录及相关调查采访性著作的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加以分析。
西路军形成的历史背景‚使人很容易和张国焘路线联系在一起‚而且容易使人相信。笔者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一文中认为：西路军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苏联预防德、日法西斯侵略的需要‚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中国工农红军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中共领导人的一致意见和决定；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变幻莫测的形势和历史的合力造成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误判西安事变有亲日派背景‚一度中止了对西路军的援应‚对西路军的影响是致命的。这一观点已被许多党史专家和权威机构所认同。这首先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际国内有关西路军的一些重要文献资料得以披露‚加之笔者近三十年不懈的调查研究‚以及理论认识水平的提高。
然而‚在将西路军定性为“国焘路线”的1937年‚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全部看到国际国内的相关背景材料‚无暇深入研究‚不能从国际、国内全局性的视野来理解和认识西路军问题。
加之‚西路军主要领导者陈昌浩‚曾是红四方面军的二把手‚曾支持过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他和张国焘曾于1935年6月17日共同提出过“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中主力打”的意见。这就很容易和后来中央要西路军从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混为一谈。如果再联系到毛泽东、周恩来征询对西路军西进的意见时‚张国焘、陈昌浩等主张西进河西走廊的坚决态度‚西路军失败后就更容易冠以“国焘路线”的帽子。尽管陈昌浩并不十分情愿‚一方面申辩说“西路军绝对在中央领导之下”‚同时又在几次检讨中承认中央反国焘路线决议所提出的“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因为是党中央的决议‚作为党员必须在政治和组织上绝对服从‚即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等待相关决议的改变。同时‚由于思维的惯性和惰性‚往往人云亦云‚坚持旧说。于是‚当初一些相关回忆录将西路军冠以“国焘路线”的帽子‚便不那么奇怪。
历史局限性的另一表现‚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经历和命运遭际‚一时无法弄清真相‚甚至以讹传讹。比如‚拙作《西路军沉浮录》写原川陕苏维埃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之一熊国炳时‚就有两个问题：一是没有交待他离队流落的原因；二是错误地将他的妻子张庭富（福）写成在突围时牺牲。这都是由于熊国炳生前留下的材料没有写清楚或者写错了。我作为调查采访者‚在无新线索核证的情况下‚作了误记。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新材料的披露‚如今这两个问题都已清楚。黄火青出版的回忆录告诉我们‚熊国炳是因为离开了西路军左支队而流落酒泉的。而至今仍健在的张庭富（福）2007年2月7日写的《我的回忆》则告诉我们‚她并未在突围时牺牲‚而是在被俘后流落同属酒泉地区的高台县。困交通僻塞‚她不知熊国炳的下落‚加之组织了新家庭‚对曾与熊国炳结婚一事只能闭口不提。熊国炳生前也只是依据不可靠的传闻说张庭富（福）牺牲了。这都是那个兵荒马乱的历史时代造成的。
对于历史的局限性‚只能随着历史的发展、真相的不断暴露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不断提高认识‚实事求是地及时修订。对于事情的真相‚需要当事人严肃负责任地站出来说明。对于关系事件性质的大事‚则需要党史研究专家全面占有材料‚进行深入研究‚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里用得着时下常说的两句话：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不是单凭主观愿望胡思乱想‚而是克服思维的惯性和惰性‚根据新材料、新视角‚对历史事件重新进行更科学的审视。与时俱进‚也不是单凭时代的需要‚不负责任地乱改历史‚而是根据真相的暴露和认识的提高‚重新把握曾被历史局限性遮蔽的历史事件的性质和内容‚特别是准确把握那些能体现事件本质的历史内容。
2.回忆者、口述者及采写者个人的局限性
第一‚个人身份的局限‚造成记忆的差异和认识上的差别。每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都曾在事件中以不同身份扮演过不同的角色。一般而言‚高层决策者对全局了解得多‚对细节知道得少‚基层指战员则相反。即便同是高层决策者‚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一样‚事后的回顾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表述重点。这一点在西路军最高领导者陈昌浩和徐向前身上就有所体现。虽然两人都认为：“西路军上至指挥下至战士‚无不坚韧不拔‚艰苦奋斗‚抱定共产党与苏维埃旗帜‚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为企图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与‘接通远方’之艰巨行动‚克服任何红军所未遭受之困难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终以饥疲之师‚在弹尽粮绝的境地‚而根本失败。”然而‚在谈到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却有很大不同。“陈昌浩回延安向党中央写的报告里说：‘西路军领导干部中在到永昌时期及甘州地区‚还有个别反对中央路线‚坚持自己过去错误路线的表示。我虽然当面反对这样同志‚企图在军政委员会中开展斗争‚结果仍是顾虑威信‚未得实现。’”徐向前则认为：“陈昌浩不懂得‚一个独当一面的高级干部‚执行上级指示必须从实际出发‚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尤其是在远离中央、形势危机的情况下！不管客观实际如何‚‘照葫芦画瓢’‚机械地、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非坏事不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党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这使西路军在行动决策和战场指挥上缺乏明断‚是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陈、徐二人认识上的这种不一致‚后人只能通过详尽地占有材料‚通过客观深入的研究达到统一。实际上一些党史研究专家已经认同徐向前的回忆和认识。
另一个较典型的事例‚是西路军左支队错打安西城的决策和责任问题‚几个当事人的说法不尽一致。左支队工委委员程世才在回忆录《悲壮的里程》中说‚“有同志主张继续摆脱敌人‚向新疆前进‚以保存力量；但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却坚决反对”‚“工委同意了打安西的意见”。李卓然也在《我的回忆》中说‚“我坚决主张部队绕过安西城‚不惊动城里敌人‚直奔星星峡‚与中央代表会合。但李特坚持要打”。“李特这个人很固执‚虽然我是工委书记‚但他是四方面军参谋长‚不听我的‚我也没有办法”。李先念对此纠正说：“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像这种情况‚应该参照三种说法‚首先按照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正确认识和表述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再分清责任。
第二‚由于时间和各种条件的限制造成的误记、误信、误传。拙作《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和《西路军沉浮录》中‚曾有一处误记‚虽然已得到了及时的订正‚但作为教训‚我仍然愿意加以检讨‚与相关写作和研究者共勉。记述杀害西路军女战士孙桂英的地点和刽子手‚首次发表时有矛盾‚有错误。《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在1988年第二期《西北军事文学》首次发表时‚对被俘女战士孙桂英之死‚前后两处记述是矛盾的：先是在68页如实记录了对被俘女红军董桂芳的采访：“张掖的清水副官把孙桂英杀掉了‚是奉韩启功的命令。”但在73页却又按被俘女红军安明秀的述说作了如下记录：“马步芳命令绽永贵把‘新剧团’的二十多个女红军拉到小桥那边枪毙去。绽永贵只枪毙了沈桂英（实际指孙桂英）‚因为她歪。”
后者的记忆是错的‚我作为采访者未加认真核对‚也作了错误的记述。谢觉哉夫人王定国1988年夏及时向我指出：她被俘后与孙桂英等先是一起被关押在西宁“新剧团”‚后又与孙桂英一起被押到张掖。绽永贵不但一个红军也未杀过‚而且还常到“新剧团”给她们钱物。听说她们被押送张掖‚绽永贵骑自行车赶到大通县‚送她们银元路上用‚还以马步芳部队中校的身份‚叮嘱押送者优待她们。正因为这些表现‚绽永贵1988年仍是青海省政协委员。虽然‚他对此事表现了十分的宽容‚认为口述者说错了‚我也就记错了‚再版时改正就是了。我依然认为我的这一错误十分严重‚它事关绽永贵的声誉和处境‚因此当面向绽永贵道歉‚并在正式出书时及时认真地作了修订和补充。
这一错误的教训是：因为事隔久远‚当事者的记忆可能有错‚也可能将道听途说掺杂进自己的回忆加以讲述。采访和研125西路军研究究者在使用这些材料时‚必须事先加以认真核实研究‚确认可靠无误时方可。预防和纠正这类差错的办法有三：一是尽量动员当事人站出来讲真情；二是调查采访要尽量深入和周密；三是一旦被当事人或时间证明是错误的记述‚要想法及时纠正或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