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西军出动的背景、困难及时机探讨
作者：梁仲靖
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来源：《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12年06期
援西军出动的背景、困难及时机探讨
摘要：援西军的组建和出动是“西安事变”之后中共中央为挽救西路军免遭失败而实施的一次重大军事援救行动。 本文通过对援西军行动的背景、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行分析，重点阐述了援西军出动面临的各类困难和不利因素，并就西路军救援时机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西路军;援西军;困难;时机
1936年10月，西路军奉中革军委（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继而打通国际路线获取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在河西走廊地区，西路军与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部展开殊死激战，由于各种原因，西路军日渐陷入被动和困难。1937年2月下旬，西路军三十军主力及九军、五军余部遭敌优势兵力围困于临泽倪家营子，处境十分危险。为挽救西路军免遭失败，中革军委2月27日决定，组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援西军，对西路军实施救援。援西军由原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及二十八军、三十二军组成。3月5日，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等地出动，兼程西进。3月10日，援西军各部集结于甘肃镇原县。3月13日，鉴于西路军失败已成事实，毛泽东即电令刘伯承、张浩等人“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县停止、待命”，援西军活动随后转入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创建根据地等工作。
援西军的组建和出动是“西安事变”之后中共中央为挽救西路军免遭失败而实施的一次重大军事援救行动。从最终结果来看，这次军事行动并没有完成其“接应西路军”、“把西路军从苦战中迎接出来”的预期任务，根本原因在于援西军出动后不久，西路军败局已定，从而使该大规模军事援救行动失去意义。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不免会提出这样一连串质疑，中革军委为何不及早实施援西军计划？实施军事援救究竟有何困难？中革军委对西路军援救及对形势判断有无失当？援西军出动有无最佳时机？ 本文将致力于以上问题的解析和探讨。
一、从徐、陈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说起
四军、三十一军是红四方面军作战序列中的两支主力部队，援西军也主要由这两支部队的力量组成。从西路军西渡黄河到最终失败，徐向前、陈昌浩等西路军领导人曾多次致电中央军委请求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渡河支援，这不仅构成援西军出动事件的背景和起因，而且成为徐、陈与中央数度争论、中央多次批评西路军问题的焦点，也为西路军惨烈失败的结局蒙添了几份悲剧色彩。
1936年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后，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三十军、九军和五军先后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四军、三十一军由于敌情紧逼，奉中央军委命令，向打拉池一带集结，与红一、二方面军统归彭德怀指挥，实施旨在击破南敌的“海打战役”计划。随后，又由于“海打战役”计划流产，红军主力被迫东移，四军、三十一军与四方面军渡河部队自此分开。
徐向前、陈昌浩率四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前后，也曾致电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11月4日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建议四、三十一军成一路，由萧（克）、周（纯全）指挥担任一路。如不决战，可令其过河增我方……”但徐、陈等人这时主要是从宁夏战役全局考虑，要求四军、三十一军渡河侧重于作战部队之间的配合，保障既定作战目标的顺利实施，这与后来向中央要求两部“归建”和提供外力援助存在着明显本质的区别。
1937年元月初，西路军占领临泽、高台地区。由于策应河东主力、配合西安事变和创建山、永根据地，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滞留40多天，不仅贻误了西进的宝贵时机，而且实力大受损耗，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1月4日，徐、陈等人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汇报了西路军面临的“空前困难”，“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建议“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1月6日和8日，由于建议被否决，徐、陈又连续两次致电中央军委主席团，“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再次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方向开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 这是西路军河西作战两个月以来，在被动困难的局势下第一次明确要求中央予以外力援助，并第一次提到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且也是徐、陈等人在“援西”问题上第一次与中央发生争论。但可以看出，徐、陈此时电文更加强调“援助”，而非“援救”，其最终目标仍着力于“更易”战胜马敌和完成西进任务。而这时，由于河东形势再次发生急剧变化，中央的中心工作不得不放于“坚决备战、拒顾迎张”上，不仅调动三十一军、四军及一、二方面军各部开赴陕西淳化、旬邑等地援助张杨抗日友军，而且命令远在临、高的西路军暂停西进，并准备随时东进，配合河东。对于徐、陈的要求，军委主席团告以形势、晓以原委，同时也提出了批评，“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作此想”，要求西路军将士“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原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这时也出面致电徐、陈，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
中央再次电令西路军暂停西进，创建临高根据地，这对西路军的影响是重大的。马家军前敌总指挥马元海抓住可乘之机，一面调集重兵防止西路军东返，一面绕过西路军主力，围攻高台，企图切断西路军西进要道。1月20日，高台失陷，五军军长董振堂及3000名红军将士壮烈牺牲。西路军自此被敌人5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一个手枪团、一个宪兵团及大量反动民团7万余人围困于祁连山北麓倪家营子一带，四面受敌，进退失据。这时，西路军所剩兵力已不足万人，且疲兵屡战，有耗无补，部队战斗力大为减弱，无论东进、西进，凭借西路军自身力量，客观上几乎已不可能。1月27日，西路军东进受阻，被迫退守倪家营子，开始了与敌长达40天的血战。2月7日，徐、陈及西路军工委再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或在可能条件下，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则加速歼灭该敌。否则不但对西路军，而且对整个抗日局面均有妨碍。”2月13日，又电，“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尽管徐、陈此时在电报中仍然强调“完成西进任务”，但从客观形势来看，西路军当务之急已事实上转变为保存西路军现有力量，实现突围和自救。即便如此，单凭西路军一己之力亦难完成，徐、陈此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建，其实质已从“援助”演变为“援救”。同时，鉴于“持久消耗实为不利”，徐、陈也曾建议在现地坚持一段时间后，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对此，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坚定予以否决，并把西路军行动方向与四方面军南下期间的“政治路线错误”联系在一起，对西路军提出更加严厉批评，仍然要求西路军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
这时，中央也开始全力解决西路军问题，一面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要求南京政府命令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一面多方托人疏通，谋求与二马达成停战让防协议，并曾考虑过用飞机送款、送弹等措施向西路军提供援助，但均无济于事。2月15日起，中央开始酝酿派兵援助方案，援西军计划首次提入议程（《西路军问题可作两步交涉》提到：“西路军问题请做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这是首次提出“派兵增援”西路军计划）。2月24日，徐、陈向中央军委急电，西路军已到十分危急关头，企盼中央派兵“以归还建制的名义向凉州进攻”，否则西路军“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东进亦不可能。我们虽拼战到一人一弹为止，但此前途危险极大，恐全军牺牲……”27日，中革军委发出《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正式决定组建援西军,立即对西路军实施援救。此时，距离西路军最终失败仅15天。当日，西路军从倪家营突围西移至三道柳沟一带，再遭敌人分割包围。西路军将士在援西军出动消息的鼓舞下，又浴血坚持数日，直至3月14日，西路军兵败梨园口，最后全军覆没。
二、中央此前多次否决徐、陈要求的原因
从1937年元月初西路军进驻临泽、高台到2月27日中央正式决定组建援西军，近两个月时间内，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先后三次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等发出求援、求救电报多达六份，中央予以否决。那么，中央为何屡次否决徐、陈等人关于四军、三十一军渡河援助的要求呢？中央究竟有何考虑呢？笔者主要概括为以下方面的原因：
（一）河东客观形势的限制
西路军的悲剧在于其行动恰处于抗战前夕、西安事变前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前期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西安事变这一历史节点对西路军的命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为实现国共全面停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把妥善处理西安事变放在了首要任务。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西安事变爆发之初，中央即令已进驻永昌、山丹的西路军原地休整待命，随时策应河东局势。随后，国民党强硬派何应钦率20万“讨逆军”开抵潼关，轰炸渭南、三原，有大举进攻西安之势，蒋介石嫡系胡宗南、毛炳文也企图乘东北角向西安集结之际袭取天水、宝鸡、兰州等地。中央根据张学良建议，命令西路军东进，牵制毛炳文、马步芳等部，巩固西安侧后方安全。后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复令西路军西进。1937年元月初，西路军进至临泽、高台后，河东形势再度紧张，中央再次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策应河东。此时西路军已十分困难，徐、陈第一次提出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夹击二马。而这时客观形势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即遭扣押，蒋介石集结40个师的兵力进逼西安，西安城内东北军群龙无首，人心躁动，杨虎城孤撑局面，举步维艰。此时，红军主力西移，极可能导致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迅速瓦解，使得蒋介石有机可乘。中央急需派四军、三十一军开赴陕西淳化、旬邑等地支援西安友军，并希望西路军待机配合，而徐、陈恰在此时来电求援，这不仅为中央力所不能及，而且难免使中央领导人对徐、陈等人产生“不顾大局”之误解。2月中旬，中央派周恩来等人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人在西安举行谈判国共双方在蒋介石承诺停战抗日的基础上，围绕中共及苏维埃政府的地位、红军改编等问题展开艰苦谈判。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藉此机会，与国民党达成和平协议。这不仅是长征会师后的数万工农红军之现实需要，更是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党派利益服从于民族大义之必然选择。谈判从2月10日持续到3月12日，这30天正是西路军从倪家营苦战到梨园口兵败的最后时期。对于徐、陈一份份苦求援兵的电文，中央的顾虑在于，国共谈判举国关注，贸然出兵西进极易破坏和平谈判之氛围，影响国内民众对中共和谈主张的舆论支持。而且，也极有可能授人以柄，“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另一方面，西路军问题也是西安谈判的要点，中央不到万不得已，并不希望将已列入谈判议题的西路军问题诉诸军事。因此，河东客观形势的限制始终是中央一再拒绝徐、陈军事援助要求的最根本原因。
（二）中央对西路军境况估计不足
徐向前晚年在《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中指出，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的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中央在西路军面临失败危险时，多次否决徐、陈军事援助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央对西路军所处境况的严峻性估计不足。具体表现在，对徐、陈第一次援助要求未能予以足够重视，低估了永昌滞留和消耗对西路军产生的严重影响，未能充分注意西路军再度滞留临高地区所面临的危险，反再次委以策应河东、建立根据地等任务，并且将徐、陈等人的援助要求归咎于“自信心丧失”等；在西路军被围陷于临泽倪家营子、与敌苦战十五日后，中央虽已高度关注西路军问题，多方协调并开始酝酿援西军计划，但对西路军自身实力、敌情、自然因素等仍然估计不足，依然要求西路军依靠自身力量“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虽然也曾对西路军予以必要的战术指导，但在客观形势下多有不切实际。在徐、陈报告西路军已处于“恐全军牺牲”的危机关头，中央军委仍寄希望西路军“固守五十天”待援，未能更清楚的认识到，西路军作战能力已近极限，每时每刻都有被敌人扑灭的危险。由于对西路军境况的错误估计，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远远超出了其应有的极限；由于对西路军境况的错误估计，中央屡屡拒绝徐陈军事援助要求；由于对西路军境况的错误估计，援西军出动计划屡屡推迟，直到西路军彻底失败。
（三）中央对马步芳及南京政府方面的认识偏差
马步芳家族借镇压清末“回乱”而起家，依靠宗教、家族式统治，经营西北数十年。 在西北军阀角逐中，马步芳先后击败过刘郁芬、孙连仲、马仲英、孙殿英等对手，地盘广阔，实力雄厚。 1928 年青海建省后， 马步芳名义上接受国民党中央政府统辖，实际上仍然保持封建家族割据局面。中共中央在西路军渡河初期，对河西“二马”实力曾予重视， 反复征询徐、陈等西路军将领有无单独战胜“二马”、打通国际线路之把握。由于过河初期西路军进展较为顺利，徐、陈乃至中共中央起初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轻敌，及西路军实力屡战受损，陷入困境，中央仍寄希望西路军独自战胜“二马”之可能。事实上，军事实力的对比，只是取决战争胜负的一个方面。中央对马步芳军阀反动本质的认识偏差是西路军陷入被动和中央不能及早实施援西军计划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具体表现在，其一，中央指示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与马步芳军阀地盘意识相对立。河西走廊是马家军阀长期盘踞的地盘,是他们赖以盘剥和生存的资本。西路军在河西停留损害了马家军阀的切身利益，这一点是马步芳疯狂进攻西路军的最主要原因。 其二，中央在援助西路军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将希望寄托于与马步芳集团商议停战、让防甚至给马步芳本人送款等不切实际的举措上，由此耽搁了出兵救援行动。西安事变期间，马步芳首鼠两端、见风使舵。待蒋介石回南京后，马步芳急于向南京政府邀功示忠，对于已陷入困境的西路军采取“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的手段。马步芳事后不无得意的说：“西安事变和剿匪胜利这两层事情，中央才对我们有了深刻的认识，现在不仅本军名誉得到光荣，甘青民众的地位也提高了许多”。对于共产党提出的停战抗日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由于其军阀本质和阶级属性，马步芳则认为日寇侵华之初，战场远离西北，日本对其威胁远远小于红军，对其视为“心头之患”的被困西路军绝不会善罢甘休；而对于中共采取的“找人疏通”、“送款”以保全西路军的措施，马步芳更是不屑一顾，相反只会刺激其加速消灭西路军的野心。
此外，西安事变后中央在西路军问题上对南京政府抱以过高期望，也是中央未能及早实施援西军计划的重要原因。中共中央在西安谈判期间，由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顾祝同一再要求，通过南京政府或派人示意令河西“二马”停战让防。 而国民党当局一边拖延谈判， 一边采取听之仍之的态度，纵容河西马家军围攻陷入绝境的西路军，借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捞取谈判资本。对此，徐、陈等西路军将领已有所洞察，2月13日电告中央，“二马与我拼战甚坚决，是南京有人暗中指使”。顾祝同及南京方面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也可以在其随后擅自变更“三八协议”问题上得以佐证。1937年3月8日，国共西安谈判双方初步达成涉及政治、改编及善后问题的“三八协议”，在其中“善后问题”第六款关于西路军问题明确提到“河西方面请停止马军长继续进攻，如无效，请即许可自卫增援”，而3月11日，国民党代表贺衷寒突然另行提出一个修改案，对原来达成协议中关键条款做了重大改动，在善后事宜中，也将停止进攻河西红军内容删去。此时，正值马家军扑灭西路军的最后关键时刻。中央直到西路军失败后的4月3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人致电叶剑英，要求叶“向顾主任祝同声明，关于彼方对河西红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引起了红军特别是四方面军极大的愤慨，……彼方对河西红军，则采取此残酷无情态度，殊失大政党风度。关于此事之政治责任，我方保留质问与追究之权”。事后的抗议在惨痛的损失面前，无疑是苍白的，无论是愤怒，还是悔悟，都无补于事。
（四）中央与张国焘路线斗争的影响
中央屡次否决徐、陈关于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中央与张国焘路线斗争的影响。中央关于张国焘的错误主要有两条：其一，“军阀主义”，主要指不服从中央命令，拥兵自重、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等；其二，“右倾机会主义”，包括退出川陕苏区、指挥四方面军南下、北上会师期间一度主张西进、“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等。两者既强调作风，又强调路线，相互交织构成了所谓的“张国焘路线”。早在1935年俄界会议上，中央对此已有初步定性。1937年1月，中央内部开始对张国焘错误进行批判。此事对远在河西的西路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亟需加强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既是适应抗日形势和统一指挥的需要，也是克服张国焘“军阀主义”错误的需要。基于此，中央加强了中革军委主席团对一、二、四方面军行动部署的直接指挥，各方面军总指挥部职能相应弱化。西路军徐、陈等人在1月6日、2月13日、2月24日三次向中央请兵增援的电报中，都用到了“归还建制”这一敏感词汇，尤其在河东军事形势紧张、四军、三十一军调往淳化、旬邑的紧要关头，中央难免将徐陈之看似不顾大局与过去的错误及“山头主义”“军阀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之，由于对《宁夏战役计划》的理解与客观形势估计存在偏差，以及四方面军各部队长期配合等历史原因，西路军部分将领在主观上也不希望将原四方面军主力分开使用，甚至对中央军委或多或少有一些意见，由此也引起了中央的不满。其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看来，本质上是消极和退却。过去的错误，如指令四方面军南下、岷州西进计划等多与之相关。西路军在《宁夏战役计划》中止、苏联援助改经新疆后，西路军的行动基本上回归到张国焘在岷州会议主张的路线上来了，而西路军又多次强调东返困难、不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一再要求外力援助以及提议向大通、 西宁一带活动等，凡此种种，在中央看来都是消极、退却与自信心丧失的表现，西路军因此招致与张国焘错误相关联的严厉批评。基于中央对西路军的以上误解，以及对客观形势的错误估计，中央对西路军直接军事援助计划一再推迟，虽不构成直接理由，但足以产生间接影响。
三、援西军出动面临哪些现实困难
除前述中央对西路军实施军事援助，根本上受客观形势制约外，就援西军行动本身而言，同样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不利，这也是中央在制定和实施这一计划时，不得不重点考虑的因素。
（一）敌情牵制
知己知彼是自古兵家所恪守的作战原则。援西军的出动，首先应考虑敌我力量对比、敌情变化与分布等实际。山城堡战役后，由于西安事变影响，国共双方在河东地区进入实质性停战阶段，但在未签订正式的和平协定以前，国共双方仍保持敌对状态。西安周边、陇东国民党嫡系部队及西北马家军势力，仍是河东红军的潜在对手。援西军组建之际，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开进西安，南京政府已开始整训和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宝鸡、凤翔、天水、西峰等地的胡宗南第1军、周祥初43师、孔令恂97师、毛炳文第37军，开始着手接防平凉、固原一线，马鸿逵新编第7师盘踞宁夏。中央抽调四军、三十一军等主力部队组成援西军西进，极易与敌人主力遭遇。即便援西军顺利通过东北军防区，仍有遭国民党嫡系及马鸿逵部队抄切归路之虞。“二·二”事件后，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分化，中央军进驻西安，“三位一体”军事同盟实质上已经瓦解，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陈兵陕甘宁根据地周围，中央抽调四军、三十一军等主力出河陇，需要冒丧失后方根据地之风险。而援西军组建兵力不到10000人（《彭德怀自传》第十一章中提到“四方面军八千人编为129师”，《刘伯承传》中提到“第129师准备出征的人数是9160余人”），且经过会宁、打拉池、萌城、甜水堡和山城堡等战斗，部队减员较大，又数月内长途辗转行军，部队战斗力尚未得以恢复，这些都是援西军自身面临的现实困难。军委主席团3月2日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指出，援西军“增援及实行之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二）不使增援军又限于困难地位……”电文原则 （一）之“和平大局”，本文前已详述；原则（二）所提“困难地位”即主要指敌情压力下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
（二）给养困难
经费、粮弹、衣被等给养紧缺也对援西军出动造成巨大障碍。会宁会师后，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近8万人，由于长时间、大范围战略转移，立足未稳，敌情紧逼和封锁，一度陷入补给困难，尤其是冬衣极度缺乏之窘境。是时，陕甘苏区人口40万，会师前红一方面军约3万人，供需比例为13:1，红二、四方面军抵达后，这一比例达到5:1。庞大的军队给养支出远非贫瘠的苏区所能支撑。尽管西安事变前，由于统战关系，张学良先后资助红军钱款约60万元，以及为数不少的枪弹、粮秣、棉衣等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红军各部的燃眉之急。但是，由于供给缺口较大和日常消耗，西安事变后，陕北红军主力装备补给问题仍远未得到有效解决。中共中央除了继续向张杨求援外，也不断向共产国际求助。共产国际紧急筹款35万美元，通过美国分两批汇20万美元给宋庆龄转中共中央，并准备直接援助中共80万美元。第一批汇款10万美元，12月上旬到达陕北，第二批汇款直到第二年（1937年）三月才到。1937年1月以后，由于张学良在南京被扣留，不久国民党中央军开抵西安，张杨友军对红军的继续接济已经不可能。2月下旬，中共开支已经十分困难，甚至面临现款用尽和断粮之危险。为了应度危机和援救西路军，中央在西安谈判过程中，关于红军改编、经费等问题多次向南京方面做出让步，红军改编后的经费从最初要求的100万、减至70万、50万，直到3月5日双方达成国民政府按月30万元划拨配发红军主力经费，这也成为全面抗战后八路军军饷基准数。可以说，中央在经费方面向南京政府妥协，与援西军出动的紧迫性不无关系。早在2月21日，援西军计划尚未最终拍板之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基于此，“目前重点，再弄到五十万元款”。同一天，中共决定在后方实行裁员减膳，党政军共裁2000余人，伙食每人每月不超过3元。其后，军委主席团又在2月×日给彭德怀等人《准备派兵增援西路军》的电文中提到“同意你们募集三个月粮食的意见，菜钱还可以减一分”；2月27日，中央正式决定组建援西军当天，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再次涉及钱粮问题，“甲：为补充四军、三十一军向西行动的经费，请彭、任速于一、二方面军抽调现款补充之，步校二万元停止发给；乙：步校及省委三月上半月经费，须自己撙节渡过，候南京谈判弄得钱后才有款发”。3月1日，又电“前方电台可大部停工，将电料交增援军”，由此可见，中央为筹集援西军行动经费及粮食、电台等物资，采取裁员节流、紧缩开支、多方调度等措施，东凑西挪，甚至到了停发步校、省委等单位日常支出，停用一、二方面军等前方部队作战所用电台之地步。可以说，给养方面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援西军不能迅速出动的重要原因。
（三）天时地利所限
1937年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等人《关于增援西路军的步骤》电报中指示，增援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主力置西岸，罗、宋主力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除徐、陈之围；第二部，或徐、陈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援西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似以第一种较为有利”。由此可知，援西军行动路线大致为，由淳化出发，经镇远等地抵达靖远，渡河后视解围情况，如不能调动马家军主力回防，援西军直接开往西路军被围地临泽实施接应，届时若东返遇阻，还有可能与西路军同去安西。根据现今各城镇间交通连接情况，淳化至镇原约280公里，镇原至靖远约420公里，靖远经景泰、武威、张掖到临泽约630公里，以上全程约1330公里（各路段里程数由google数字地图工具测量而得）。此为当代高速、省道等主干交通之里程数，若按当时交通分布及行军路线，陕西淳化至甘肃临泽两地里程至少在1500公里以上，因此“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所言非虚。该路程基本涵盖了黄土高原、六盘山脉、祖厉河谷、黄河天堑、河西戈壁等地貌形态，路途遥远，地形复杂。行军速度按56公里/天计算（参照援西军3月5日从淳化等地出动、3月10日抵达镇远，5天行军280公里计算），至少需要26天。如果再考虑翻山渡河（六盘山、黄河等）等因素，援西军从出发地到目的地，行军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再者，援西军行动路线所经之处，皆为贫瘠严酷之地，长途行军跋涉，筹粮饮水困难，宿营不易。如遇敌情，缺乏有利的地形掩护和依托，易被敌人侦察，易遭敌机轰炸。加之，此时正值冬春之际，河陇地区仍是天寒地冻，援西军在风餐露宿的急行军条件下，难免造成一定程度的非战斗减员；在遇敌作战的情况下，伤病员安置亦属不易。此外，从2月27日、3月1日毛泽东致电要求罗炳辉、宋时轮部补充船工、木匠及筹集棉花、铁钉等材料造船的电文可以看出，当年气候条件下，黄河靖远段并未封冻，西进援救行动同样面临着渡河问题。天时地利因素，对援西军计划的决策和行动本身也会产生众多不利影响。
四、关于援西军的出动时机
西路军问题权威专家董汉河老师指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机缘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历史的合力和机缘又导致了它的失败”。援西军行动是中共中央立足于自身力量、挽救西路军于危亡之际的一次军事行动。关于援西军出动时机探讨，是诸多西路军问题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点和难点，本节略做简要阐述，以期抛砖引玉，希望该问题在学界最终得以更好的解决，找到令人信服和满意的结论。笔者认为，援西军出动时机至少应取决于客观亟需、主观能及和时空允许三个方面。
（一）客观亟需
客观亟需是指在救援客体最亟需的时候实施救援。如前文所述，徐、陈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动机事实上经历了“配合—援助—救援”等阶段的演变，配合和援助对一支孤军深入的作战部队来说是贯穿始终的要求，而“救援”实际上是从西路军彻底陷入绝境的形势下才突显出来的。因此，徐、陈第一次要求“外力援助”和“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时（1937年元月4日、6日、8日），西路军虽陷“空前困难”，但其西进道路未被封堵，克服困难、全军而西仍有机会，且乘敌人围堵部署未稳，坚决东返亦未尝没有可能。这时候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可以不派兵援助，但指示西路军停止西进和建立根据地，则无疑使西路军完全丧失了摆脱被动的机会。 西路军亟需救援的时间起于1月20日高台失守后，自此西进、东返通道都被堵死。2月7日、2月13日，徐、陈二次请求增援前，如果西路军能够坚决打破敌人堵截，付出一定损失西进，也还是有可能的。但由于不能机断专行，继续执行中央命令，使西路军完全陷入绝境。待2月24日徐陈第三次请援时，西路军战斗力已近极限，已到了“恐全军牺牲”之危险地步。中央这时候才下决心组建援西军，实施救援，不免为时过晚。
（二）主观能及
主观能及指救援主体实施救援时自身力量有保障。徐、陈第三次求援时提到“欲战胜此敌，只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即可”，而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在1937年9月《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节录）》指出“即令援西军到达与西路军夹击‘二马’，也只能做到粉碎其进攻。而根本消灭‘二马’，亦非援西军所能胜任”。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做出保守估计，援西军出动即使不能消灭河西敌人，但粉碎其对西路军的进攻、解救西路军于危难的实力客观上是具备的。 而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正确把握河东形势及抗日大局，如何克服敌情、给养、天时、地利等不利因素的制约，顺利抵达救援区域实施救援。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并不缺少河东红军全部主力移师西进、接通远方、背靠苏联甚至占领河西的机会，但这样做只会远离抗日前线，失信于张杨友军、失信于游击区坚守红军、失信于共产国际、失信于全国抗日民众。因此，中央对河东形势的配合不仅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更是正确的政治取向问题，在民族大义面前，这一点是不可能含糊的。敌情、给养、天时、地利等困难固然也构成了援助西路军的巨大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基于以上情形，西路军注定会归于覆灭。中央如能正确估计西路军之处境，及早筹划、组建和出动援西军，也不乏一些有利的情形：1.西安事变后，尤其是国民党嫡系胡宗南等部南移天水、宝鸡等地后，河东红军如能即时西扩，援西军出动的将更加容易，届时也可以接通于学忠部，保障张杨友军侧后方安全；2.东北军未调鄂、皖等地，平凉、西峰、固原等地中央军接防之前，援西军所经之地敌情压力更小；3.西路军仍有一定实力之时，援西军出动形成夹击之势，更易促进“二马”停战或撤围；4.西安谈判期间，或可更加有理、有利、有节的解决西路军问题等。当然，这些条件合理性、可行性上尚待佐证。况且，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力求任何决策万无一失、求全责备，客观上似乎是不可能的。
（三）时空允许
时空允许指救援主体在时间上、空间上是否来得及完成救援任务。如前所述，援西军从淳化抵达张掖约1500公里，单纯行军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即使按毛泽东预想方案乐观估计，援西军渡河后“二马”即停止对西路军进攻、实现撤围或停战谈判，援西军行军至少也需要15天以上。从西路军梨园口兵败之日（3月12日）倒推，援西军最迟宜在2月26日前出动。另则，如果援西军渡河后，河西“二马”不能被有效调动，援西军必须开进至凉州、张掖等地才能起到起到解围效果，那么，援西军出发日期还要提前5～10日，即2月20日前后。如果在徐、陈第二次求援后（2月13日），中央立即决定和组建援西军，筹备时间按一个星期计算，援西军2月20日前后立即出动，向凉州进攻、“夹击‘二马’”时间上尚来得及；最迟至徐、陈第三次求援后（2月24日），援西军立即出动（筹备工作必须在此前完成），急行军向靖远方向迅速开进，时间上也有调动敌人、使其不能迅速扑灭西路军的可能性。从中央的决策和部署看，援西军行动显然是滞后的。
因此，单纯从军事救援角度来看，援西军没有在西路军已陷入危机而尚有一定实力之时出动，没有在河东敌情尚不足以对援西军行动构成障碍之时出动，也没有在西路军不至覆灭、援西军能够赶往有效救援区域之时出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援西军行动是一次错失时机的援救行动。但需要指出的是，援西军行动本身并不是一个独属于军事层面的问题，更涉及国际气候、国内环境、民族利益等诸多政治形势问题，对中央在当时风云变幻环境下所做的决策，求全责备或一味否定，无疑是片面的，也无补于还原真实的历史事实。援西军的组建和出动是“西安事变”之后中共中央为挽救西路军免遭失败而实施的一次重大军事援救行动。通过对材料把握、梳理和分析，本文主要形成如下结论：第一，徐、陈多次要求四军、三十一军渡河，构成了援西军行动的背景、必要性和紧迫性，其侧重点经历了从配合、援助到援救的渐进演变；第二，中央多次否决徐、陈要求的原因主要有，客观形势的限制、对西路军境况估计不足、对马步芳及南京政府方面的认识偏差以及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影响等因素；第三，援西军的出动还受敌情、供给、天时、地利等客观不利因素的制约。第四，单纯从军事救援角度而言，援西军行动是一次错失时机的援救行动。